唐成:一个运动员的意外受伤

　　8月18日，刘翔退出北京奥运会110栏小组赛，宣告了承载着13亿国人的期望正式破灭。看惯了上世纪末风靡大陆的港台爱情片中男主角或女主角临阵逃离婚礼的人们，仿佛成为影片中的弃妇或弃夫而难以接受亲眼见证刘翔转身离去的事实。瞬间的惊愕，随之而来的是哗然、漫骂、理解、同情……不同的声音通过网络、电视、报刊肆意地表达着，显然事态的怪诞和严重性远远超出了一场体育赛事的本身。

　　然而，我相信，在北京时间2004年8月25日凌晨02：49刘翔以12秒91的成绩夺得雅典奥运会110栏冠军之前，大多数国人也和我一样对110栏是怎样一项运动而知之甚少。这颗在2002亚运会上冉冉升起的体育明星，当时并没有给我过多的震撼。他在雅典夺冠前就被可口可乐公司邀请作广告代言人的事实，也只不过增加了我对这家跨国公司犀利眼光的钦佩。随后的四年里，特别是2006年7月3日，他在洛桑以12秒88的成绩打破尘封了十三年之久的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黄种人在短距离径赛项目的奇迹之后，刘翔的名字俨然成为承受了百年屈辱的华夏民族重振雄风的旗帜，他的每场比赛似乎都事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由于对阿尔贝.加缪笔下的莫尔索有过多的迷恋，我对时事的理解常常显得自己像一个民族或时代的"局外人"。我时常悲观地认为，一百多年前的外族侵略留下的心理阴影仍不可思议地根植于我们基因中。因此，我宁愿把眼前的刘翔比之清末爱国武术家霍元甲。

　　肉体上的压迫因实力的差距而很难在短期内改观，但精神上的压迫往往通过一件事的成功或一个人的出现而立即改变。正如拌嘴的男女为男人强大还是女人强大争执不下的时候，女人只需列举武则天、穆桂英等成功女人的名字而不管男人如何善辩最终也只能偃旗息鼓一样，长期遭受外族压迫的清末国人迫切需要精神上的超越，于是霍元甲成为时代的英雄并至尽受人景仰。

　　现实中，亿万国人期待精神突破的心理成就了刘翔——运动员卧薪尝胆而成功后的归宿往往是成名得利，而将他推上神坛的却是我们的媒体和广告商：前者以缔造神话来求取报道噱头，后者则是赤裸裸地名钱交易。不可否认，他们都是成功者。

　　关于刘翔退赛的原因，我不想作过多的猜测而宁愿相信这只是一次简单的意外而巧合的受伤。倘若这次退赛能将刘翔请下神坛、回归宁静、重返赛场，也不失为一大幸事。一个神话破灭之后是否会出现另一个神话？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没理由将长期压抑的小国民思想粗暴地强加于任何一个人身上而让他承受举国的期待和焦虑，更不该用快餐的方式获取某些方面的精神满足。毕竟，我们不再是倍受欺压的落后小国。大国的崛起也不仅仅是物质上富足，更是民众心智的成熟。

　　2008年8月19日于浙江象山

冰山兰:金牌第一不如制度第一

　　北京奥运会使我享受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于是我想写点东西来纪念一下，本该写点庆贺之类的言语来表达一下中国代表团以51枚金牌、100枚奖牌高举金牌榜榜首的创新。但我们清楚，成绩只代表过去，我们要做的是进行深刻的反思，来避免这么优异的成绩在奥运会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

　　北京奥运会上，金牌数量再创历史新高。然而这些能说明"中国就是体育强国"了吗？体育强国的判断标准，不是看奖牌榜上有几面金牌，而是看整体国民的普遍身体素质和体育运动水平。公认的事实是，中国在搞"精英体育"、 "应试体育"而不是"素质体育"，以拿金牌为宗旨。这样即使拿了很多金牌，也不能代表整体实力。普通民众的健身，国家也不重视，也很少投入，这是典型的面子工程、烧钱工程，恰恰反映了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利用。中国是金牌大国，不是体育大国，更不是体育强国。

　　最近中国和美国两国媒体在"谁是第一"的问题而各执一词，中国说我们金牌总数第一，美国说我们奖牌总数第一，各有各的道理，其实认真想一下，应当是美国人第一。说美国第一，是从整个奥运历史来看，美国人的自信从容的心态和其在奖牌榜的位置。让我们分析一下奥运的历史上的冠军吧。东德曾经是奥运会历史上的金牌大户，也可以说是中国举国体制的楷模。这个国家曾在奥运会历史上创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成绩。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东德开始发力，获得20枚金牌，紧跟美苏两大国之后，位列第3；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东德大爆发，一口气获得40枚金牌，将美国踩在脚下；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抵制，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东德达到顶峰，共获47枚金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东德及其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随老大哥苏联一起抵制。1988年汉城奥运会，政治上江河日下的东德依旧获得了37枚金牌，以1枚的优势力压美国，位列金牌榜第2.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统一后的德国以东德运动员为主体，获得了33枚金牌，列金牌榜第3位。今年北京奥运会上在政治上是民主制度体育上实施全民体制的德国为16枚，仅位列第五。谁都不会否认今天的德国是个体育大国，德国不仅在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项目中（足球，篮球，田径，游泳，赛车，网球等）具备不俗的甚至是顶尖实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德国有着大量民间的体育协会。光在德国体育联合总会中有8万5千多个分会，注册会员达到了2600万人，体育协会的会员占到总人口的32%.奥运金牌榜上那虚幻的辉煌已与德国人渐行渐远，但体育已成为德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苏联曾是体育人才辈出的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运动员和世界纪录创造者。其体育科学研究机构更是一个多层次、多学科相互配合的体育运动技术和运动医学的研究体系，当时的大批优秀运动员都是在全民健身的基础上，在完善的体育设施、先进的体育教学、训练和科研体系中培养出来的。自1948年起，苏联在奥运会的表现便与美国平分秋色，44年间，两大强手鏖战赛场，轮流坐拥冠亚座次。其中，苏联在美苏共同参与的9届奥运会中，以6比3的绝对优势领先。在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参加的1992年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上，获45枚金牌，比美国多出8枚。此后，盛况不再。

　　以下是俄罗斯队在历届夏季奥运会中的成绩：

　　年份 金牌 银牌 铜牌 名次

　　1952  22    30  19    1

　　1956  37    29  32    1

　　1960  43    29  31    1

　　1964  30    31  35    1

　　1968  29    32  30    2

　　1972  50    27  22    1

　　1976  49    41  35    1

　　1980  80    69  47    1

　　1984

　　1988  55    31  46    1

　　1992  45    38  29    1

　　1996  26    21  16    2

　　2000  32    28  28    2

　　综合来看，东德和苏联曾多次夺得金牌榜榜首，然而早已风光不再，但现在他们的国民确实是享受到了实惠。在最早期的奥运会上，英国法国和瑞典也曾登上奥运金牌榜榜首。但美国却稳稳的排在第二的位置，当这些所谓的大国风光不再了，他就回到第一的位子上。这种稳定，是优秀的制度带给他们的，没有优秀的制度，他们是做不到这一些的，因为这是几十代人共同做到的，而不是仅仅几个"英雄"做到的。

　　再说说印度吧。8月11日，印度男子获得了自1980年以来，印度奥运史上首块金牌，改写了印度在现代奥运会历程中108年来未获得过单项金牌的历史。该消息轰动了印度。据悉，获得1980年以来，印度奥运史上首块金牌的印度男子宾德拉并非一位职业选手，而是一位业余选手，其正式工作是家族公司的CEO.首块金牌使印度举国欢庆。印度总统普拉提芭和总理曼·辛格、"团结进步联盟"主席索尼亚·甘地等领导人纷纷致电表示祝贺，称其"创造了印度奥运会历史"、"表现相当完美"。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开始，所有电视台不分英语或印地语不断滚动播出宾德拉夺金的"突发新闻"，人们纷纷在因特网、电视台留言祝贺，举国洋溢着一派欢乐气氛。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印度的国民运动是没有列入奥运会项目的板球。我认为印度到今天才出一块奥运金牌，完全是印度政府的吝啬；再看看我们邻居朝鲜，不照样奥运得金牌。没办法，印度就是这样的制度。让中国人震惊吧，他们也太不要面子了！同样让中国人感到震惊的是，拥有12亿人口的印度全民享受免费医疗，包括所有在印度的外国公民都享受印度的免费医疗。如此庞大的全民免费医疗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印度政府都能做到，这说明了什么？而印度的一块金牌，并不影响其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印度的经济、科技、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发展屡屡与中国进行抗衡，在西方国家眼中，甚至其实力要优于中国。印度的一块金牌，其实真的令我们汗颜！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我们的口号。但今天我们要说，制度是第一生产力，没有好的制度，就不会有高端的科技。制度是社稷大厦的根基。奥运会已经结束了，我们要说，金牌第一不如制度第一。我们要深刻的反思我们的得和失。"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是黄宗羲旷世名作《明夷待访录》中的一段话。继续深化和完善以民文本的社会各方面制度的改革，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

马渝生:“家天下” 兴亡周期率原因初探

　　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最早是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来的，世称"窑洞对"。

　　站在民生的角度，我试谈王朝兴亡周期率的成因。

　　随着金属工具、文字的发明，分工的发展，私有制的发展迫切希望从割据的混乱小社会、期望进入有利独立于农业季节劳动之外、分工可形成行业优势的社会，有利手工业商品流通的统一大社会，向集居不受季节生产制约的城市阶层发展。集权的一统大社会比混乱的割据小社会更能保护私有制生产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新兴的分工行业的发展。进入地方割据时代，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脑力劳动掌握公共资源统治体力劳动的功能越来越受权力阶层的青睐，知识分子也向往着进入了"暮登天子堂"的说客行业兴旺生涯。秦皇朝正是在这种历史阶段诞生的。在生产力低下集体经济单薄的社会，要维持大一统的国家机器，集权专制的产生有足够合理的为新兴生产力拥护的理由。氏族社会以来以社会精英分子为首的地方割据统治，逐步演变成为社会整体分阶层的集权统治，原来族群割据的矛盾让位给阶级统治的矛盾。知识分子阶层与权力层的结合形成的管理阶层，逐步垄断了社会公共资源的管理，存在于社会之上，与劳动阶层分离了。

　　专制的权力必须把管理权分配给管理层，维护这皇室泽荫的"法"，当然把劳动层的利益割裂开，这成就劳动层发展成自生自灭的生存环境，从奴隶到自由民，解开了人身自由的束缚。为私有制的发展撤去了割据的樊篱。当然，这是专制下的有限私有制，而受管理层的剥夺才是无限的，政治党派垄断着经济分配解释权。只有当管理层成为公推公选的服务层，私有制不受专制统治剥夺，自由的、公平公正的经济体制才能走向社会和谐。

　　秦的政治制度构建中央、郡、县，金字塔式的三级管理，经过隋朝开始的从底层知识人才向上流动、补充管理层新鲜血液的科举制度产生，到唐朝才最终完善了"家天下"的集权体制。"家天下"皇帝的权利、假"天"之子，架凌一切人之上，实行人治的权力，是一切是非标准的出发点，"法"，只是从属于这一权力而存在，为一姓的集权而服务。

　　以劳动生产成果为对象的贸易往来、民间经济的交往，它以公平、公正为生命；以记叙记载事件、史实，发表观点、说明的文字及形成历史积淀的载体文化，是以真实为生命；在专制政治下的等级社会，权力大小是衡量鉴定是非的标准，控制经济分配的命脉，盗钩者贼、窃国者侯，是以权力垄断为生命。这三种不同范畴的生命载体，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不可解的矛盾体，是形成社会不和谐因素的根本原因。

　　政治生命是强势的，它掌握了物质力量。又是短暂的，"城头变换大王旗"，不劳而获的占有欲膨胀了内斗性，也为死亡线上的民生所不容。 得势的权力者不断的变换，就是不断的被否定、肯定、又否定之中， 所以政治的是非对错周期性短、变化快，最促摸不定。所有也就没有正真的是非，权力层内部的清洗自残就不断发生。唯其是非是没有标准的，才重视黑箱操作的隐蔽性。权力角逐的突变性不能暴露在阳光下，为控制干涉文化历史上纪叙表达的真实性，所以必定有文字狱之类冤案，对正直知识分子的摧残；政治势力要直接掌管负责经济工作，就必定带着政治工作上的强权等级习惯，去干预、改变经济交易分配上的公平公正性，所以王安石之类的经济改革在官场操作下总要走向腐败垮台的结局。这是专制政治带给文化、经济工作的必然后果，这样的政治统治控掌着国家的物质力量，要文化、经济按它的意志畸形生存的社会综合体是必定不可能走向和谐的。这是唯物论的答案。

　　金字塔式的统治架构使劳动人民的矛盾隔绝在底层、局部范围，有矛盾不能指向上层的统治者"家天下"的主人。"家天下"既可以采用"弃车保帅"式的制度内操作撤换个别地方官，也可以动员全国力量解决局部地方政体上的动乱，以石击卵。劳动阶层除了受剥削榨取外，生活在自生自灭的境地。对知识分子既要磨灭他们的直言不讳、正直不阿的本能，又要笼络、利用他们的管理参政才能，处在又打又拉、分化瓦解中加以改造利用的境地。社会处在既阶层分明又有游离层动态分布、信息在封锁和非"正道"传播中相互侵蚀，让公权力信誉日渐丧失。

　　中国这样辽阔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庞大的政治管理层：有一定的尊上压下的制度等级规矩；有能领会上层统治意图、消解下层矛盾的政治素质；有能承担管理职能的政治配套机制。秦始皇有设计贯彻"家天下"的雄才大略，但犯有雄才霸主常犯的毛病——"急性病"。频繁征用老百姓搞全国性的浩繁的建设项目，民不聊生。新生的金字塔式各管理层在统一大国的政治理念上未趋成熟、结构上未趋完善，未能承担新生政权负荷，全国性的政令直达民间，各级管理层未构建完善为上层统治者当"盾牌"的作用，使民愤直指中央帝国，加速了秦皇朝的崩溃。

　　秦皇朝灭亡了，它金字塔式的政治体制在继承了二千多年后，随着工业化国家的兴起而走进历史之前，（不计无统治成熟期的隋、元等朝代），各个成熟的统治王朝总摆脱不了改朝换代 "周期率"的制约，在内忧外患中更替。

　　"家天下"管理层的组织体制设计，下级服从上级的权力垄断途径与工资福利等物质利益直接挂钩，越上高层权力越大、物质利益越高，用层层等级统治社会秩序，为权力垄断体制护航，上级权力的主观决定为裁定下级是非的标准，是唯心史观统治社会的组织基础下的产物。尽管在具体的人物上，社会上不乏坚持实事求是的官员，也有以唯物史观论史谈政的人才学者，但整个社会的组织体系建立在等级决定权力，权力决定是非的思维模式上，凡事由长官意志决定。抱唯物史观者、因追求实事求是而生存环境恶劣，就往往到处碰壁，不能在社会上形成公事公办的气候；抱唯心史观者、唯上司马首是瞻者如鱼得水，奉承拍马者处世能游刃有余，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社会统治势力越来越腐败终使阶级矛盾走向对立是形成"周期率"的原因。

　　劳动阶层像农民的收入靠的是田里庄稼的收成，其收入高低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客观条件，像社会宏观环境的战争与和平，清明廉政社会的低税收或黑暗腐败社会的高赋税，土地垄断中的高地租或新政中的平均地权，自然气候条件下干旱雨涝、霜冰雪冻或风调雨顺等等，农民一年的辛勤劳作所换取的收获，不是由主观决定，而是客观决定。所以，正视客观条件决定自己生存命运的世界观，才使农民艰苦朴素一生来向大自然索取，向客观求索，只求实在，只求自己辛勤的劳动、精益求精的管理，在钻研掌握农作物丰收的因素中，不断提高自已掌握大自然中生长规律的本领。向大自然没有讨价还价、弄虚作假的余地，不想好高骛远，只能勤恳朴实。但面对社会管理层，他们又成了被索取的对象。而对人的索取，不象对大自然，它的陏意性、弹性大，这就养成了管理层的任意、贪婪、欺骗性。不逼到死亡边缘，农民是不会造反的。但权力中的欲望总无限膨胀，到朝代的末期，农民总要被逼到死亡边缘。

　　工人的打工，按天论月，数件计量，也是按客观的数据计工资论报酬。这样形成他们的愿望、理念也是实在的、朴素的、本份的、老实的，对客观世界不求非分之想。在主观上不对社会上的他人企求奢望，安分老实，否则就是对自己"良心"上的谴责，这使农工劳动阶层看问题、对事物形成从客观到主观的哲学路径。

　　但对"家天下"的管理层，皇帝为了使自己的专权让管理层有惟上的服从力，让它的垄断管理有从下层向高层的管制凝聚力，权力层层递进，望忠心层层递增，把工资待遇也层层提升，当作凝聚剂一样使用。职位的安排当然有治国的才华、牧民的谋略等客观因素，但为"家天下"的忠心是第一要素。服从上级的主观愿望是下级权力、职务、工资待遇等得到保证和提升的决定因素，所以管理层对社会下层的实事求是要求，对客观求实的唯物精神就只能摆在次要的位置上了。权力决定社会公共资源的等级分配，决定物质生存条件的优劣安排，所以统治者必须把政治摆在主宰地位，政治是管理层对劳动阶层的统治术。对劳动阶层索取的弹性要求，主观价值取向习惯的形成，对老实本份农民的愚弄剥削诈骗成性，使几经受骗被愚弄的农民最终演变成"刁民"。如何对待刁民更使管理层历练成园滑、虚伪、狠毒的品性，"民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与社会实践第一线的劳动者背靠背，使唯心世观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迎合上司主观意见、需求来决定如何处理政事，如何牧民，思想认识上形成从主观到客观的哲学路径。

　　在建国之初，上层统治者由于前朝灭亡的殷鉴记忆忧新，农民造反的实践、社会劳动阶层的情绪观点还比较了解，办事比较客观，理事比较公正，所以也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样尊重边疆将师按客观情况作出决定的理性思维。但就总的说，凡事判断决定权既然在上司主观世界里，岁月流逝、人事更换，领导有聪贤昏庸之辨、上司情绪有开朗郁塞之时、交往有亲朋疏友之分、是非判断有此一时彼一时之别、对事物的了解有或偏或全或专业或隔行之虞、下情的上达有是奸邪是忠直的表达内涵等等。下级的政绩既然由上司主观判断决定，有时尽心的不如取巧的，忠心的不如使诈的，一心为国的不如对上司投其所好、奉承拍马、做表面文章，进而请客送礼、行贿受贿、讨上司欢心的。

　　对上有付出，对下当然也笑纳。无庸讳言，水滴石穿，日久成规，潜规则渐成渐滋盛。行业中以揣摩上司心意为出发点，不以客观民意为旨意。同行互为仿效，上司罪不责众，互相心领神会，终成默契。上下级关系通融理顺了，敬畏心理松懈了，熟不知理了，共同利益形成帮派利益。勤政逐渐变成庸政，或者派生分支机构、或者新增附属冗员，机构逐渐膨大，政界作风向庸、懒发展。下情上达的客观、公正通道被人情贿举堵塞得越来越窄，垄断权越来越专横，号令权越来越脱离实际，拉帮结派越来越严重，民信率越来越低，公权力越来越黑，所谓"天下鸟鸦一般黑"也。

　　庸政的另外趋势一是政府公共资源在各部门根据关系人各自的需求可互相友情交换支助，以求互利，所谓官官相护即是；另一是管理阶层可用公共资源与劳动阶层之间进行交易，小者换个人情，大者换取金钱物质利益。总的来说，都在'人情'的名义下管理层让自己手中公共资源的无价无情化成有价有情，中国变成一个"人情大国"。当掌握的公权力能把公共资源当商品交易时，从小到大、从简到繁，逐利性使掌握公权力者逐渐挖掘扩大"商品资源"，逐渐丰富交易面，也肥了与社会上相勾结的"商人"。体力劳动者除了能免强活命的的劳动所得外，在公共资源上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官场在垄断公共资源而失去监督、政治权力在自肥中趋向越来越黑、越来越腐败。

　　当然也因自然经济中的农民，远离集镇交易市场的因交通不便，自产自销的小农产品外销抵不了交易成本，像新鲜蔬菜之类有季节性，过时要抽芯结籽枯萎，所以除自食外就及时送亲朋邻里消费，相互就有互赠尝鲜之俗。家庭大事如婚、丧、灭火灾、盖新房等等，一家有事，四邻支援，当事人家只管饭食，不计工酬，用互助的力量对付。与官家有磨擦，政府资源、公共权力在官员手中，向来只有牧民的理念，没有服务的传统。百姓即使受惠政府资源，常要钱物交易，还要感谢皇恩浩荡，也不是合算胜算之举，所以有谚语"民不与官斗"。这是小农经济促成的人情交往关系。

　　"家天下"宝塔型的郡县制统治机构，虽有科举制的人才流通渠道，但那是跳出农门，跃入龙门，进入染缸的道路。是农家生存条件以客观为依托的阶层进入富贵荣华以上司主观的裁判决定是非的阶层。不能改变其社会腐败日甚的规律。 所以鲁迅《风波》里的"九斤老太"道出了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社会发展的真谛："一代不如一代"。每个朝代从政权确立后，(如政体不存在重大的变革事件)就始终走在退化机制的改朝换代之路上。

　　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在获取政权前，有强大的敌对面，劳动阶层是他争取、依靠的对象，民心也是决定政治势力成败取舍的力量。但政权确立后，沒有了敌对靣，劳动阶层纯粹是管理层榨取、剥削的对象，随着统治的进展而变本加厉，就成了社会上最根本的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管理层把社会公共资源当成自已的私产，不可能从统治层演变转向为社会的服务阶层时，这种阶级对立是不可避免的，一切政治制度都为维护这阶级对立、阶级统治服务。

　　中国历史是一个强权治弱民的社会，在重农抑商下不让民间的经济力量发展壮大，官场潜规则发展下越演越烈的盘剥榨取使每个朝代到末期，农民在存亡的临界线上挣扎，社会底层的痛苦，都是亲身经历的结果，一个衙门的劣绩、一个官员的腐败，要凝结多少平民的血泪怨仇，搬剥多少百姓的经济利益，难道能由官方的舆论、政界的宣传所能作用、改变？农民虽掌握不了宣传、舆论工具，但整个社会的政治氛围决定了民心。像唐朝"贞观之治"的时候，因为社会政治经济相对清明，据史载民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到唐朝末年，"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以蜂起"。是老百姓的"基因"变了，从"顺民"变成"刁民"？当然不是，是社会治理环境变了，管理层越来越腐败了。统治层以百姓为衣食父毌，处理社会事务相对以公正廉明为出发点时，百姓对公益事业就以热心参加为已任，因为共公资源只是服务资源，不会变"现"，有趁机向老百姓敲榨索取的动机。但统治层逐步腐败既然是规律，终要鱼肉老百姓为对象，公共资愿就变本加厉地向变"现"转化，成为待价而沽的资源，一切社会纠纷、民间案例，都成了"创收"之道，"钱"成了办事的"通行证"，法律成了块遮羞布。所以民间深恶痛疾，避犹不及，只要事不关已，即使当街发生抢财虏色的事，老百姓也明哲保身，漠然对待，不愿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了。否则，在法院的"假案、错案、怨案"里，怕又沾上自已、增加了管理层鱼肉百姓的机会。那些机遇不好，已经逼到走投无路的，当然只能铤而走险。所以社会刑事案件直线上升，即使公安机关越来越忙，也是本末倒置无可收拾。社会上民心一失，正不压邪，盗贼蜂起，社会秩序混乱。民变就只等"导火线"的事件发生了，所以爆发的起义往往一触发便成滚滚洪流。统治层只会诅咒"刁民""暴民"，统治的本性使得他们不会对老百姓采取实事求是的对待态度，总是唯心的、不愿用唯物的观点去探讨老百姓成"刁"变"暴"的原因是一切统治阶级的本性，是社会环境变恶劣的政治利益趋势。

　　在工业革命、工人阶级没有出现之前，在因此产生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前，农民起义只是旧王朝的掘墓人、旧世界的破坏者，不能指望在旧的生产关系中会建设起一个新的阶级关系的社会。起义后权力被篡夺利用或蜕化演变，终为旧社会政治制度的回归、新王朝的开始。

　　作者简介： 马渝生，男，1943年出生于四川省重庆市。祖籍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回族。进入21世纪当过二届村主任，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

　　电子邮箱：mayusheng43(at)163.com

　　个人博客：http://mayusheng43.blog.163.com

茅于轼:三十年前的中国百姓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处于什么状态呢？先看城里人。工人是领导阶级，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进厂的工人，转正后的工资一律是二级工的标准——42.5元，这还是多少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托人说情才能够谋到的一份工作。当时没有自谋生路的可能，因为私有制或个体所有制被严格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马路上是绝对没有摊贩的，打零工的机会也是没有的。

　　工厂里普遍人浮于事，大家干活没有积极性，干多干少都一样，基本上都拿二级工的工资。收入分配是极其平等的，可又是极不公平的，因为贡献多的人事实上被懒人"剥削"了。二级工以上的工人不是没有，他们都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前评的。算上"文革"之前的几年，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调整工资了。物价倒也不涨，不过供应越来越差，凭证、凭票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就是没有货。百货商店橱窗里的东西都是陈列品，都是非卖品。售货员靠聊天打发日子。老百姓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青年人结婚时盼的是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买这三大件都要票，攒一年发的票也不够买三大件，结婚时只好找亲戚朋友凑。凑够了票还要准备钱。一个二级工不吃不喝，一年的工资才勉强能买上这三大件。

　　那时生活苦，没有人会想着去赚钱，现在人们一天到晚忙赚钱。那时候一天到晚忙的是搞阶级斗争。那时候最受欢迎的职业是副食商店的售货员，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非常管用，买副食品都要经过他们的手。跟售货员关系好的买东西可以不登本，本上没有记录就可以再买一次。司局级干部见了售货员也得点头哈腰，赔笑脸。物资的匮乏把人的尊严扫得一干二净。能买到吃的东西比什么都重要。

　　城里人穿什么衣服？那时候西装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文革"时大家都穿中山装。中山装几乎都是两种颜色——蓝色和灰色。改革开放后有人要出国，国内才开始做西装。但是一般的裁缝都不会做。在北京，只有出国人员服务部能做，但是做出来的样子特别难看，穿出国去都被人笑话。女同志很少能穿裙子。穿布拉吉（连衣裙）是资产阶级思想，大家都不敢穿。烫发就更不敢了。要烫发，需要单位开证明，说某某同志是文艺工作者，有烫发的需要，这才可以烫发。也没有人敢穿高跟鞋。穿的自由是没有的。中国人彼此监督着，谁也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思想。现在大家穿西装、穿露脐裤，各种奇装异服，目不暇接，还有把头发染成黄的、灰的甚至绿的。这在那时是想象不出来的。

　　现在许多人都出国，不论是办公务还是私人旅游，出国机会很多，不算是什么特别的事。可是"文革"时谁有海外关系，就成了一项大罪名，就是阶级斗争的好把柄。出国是高级干部的事，出国的人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没有"出身问题"的人才行。一般老百姓想都不敢想，连坐飞机都是非分之想。记得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我头一次出国———去英国。我们3个人一个团，到首都机场送我们走的有3辆中型轿车，几十个人。因为出国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比结婚都重要——结婚每个人都有份儿，但是出国绝不是谁都有机会的。不要说去外国，连在国内旅行都被严格限制。

　　城里人吃什么？北京是全中国物资供应最好的城市。但供应的大米、白面是有限的，每月都要搭一半粗粮，如玉米、白薯。大米、白面也是质量很差的那种，现在我们都不吃的。好的大米、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才供应。外地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粗粮，细粮不到1／4.在副食方面，北京人每人每月有半斤肉，每个户口本供应4斤鸡蛋（限大户，小户供应3斤）。鱼和家禽要碰巧才有。花生和瓜子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每人2两。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去中山公园玩，竟然买到了一斤花生。全家人为此高兴了一整天。那时北京人几乎不上馆子，只有亲戚朋友结婚，才有可能上馆子吃一顿。这种经历能够让我牢记一辈子，因为吃馆子太难得了。至于外地人去馆子吃饭就更少见了。大部分的中小城市根本没有肉类供应，只有国庆节、春节会有一些。不过城里人还是农民羡慕的对象，他们至少每个月有定量粮票，能够买到粮食，也许吃不太饱，但是供应是有保证的。

　　然后谈住房。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三十年后的1979年，房子盖得很少。因为政府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何况盖房子是很花钱的。那时候连吃饱都成问题，哪来钱盖房！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中国人口增加了几乎一倍，而房子盖得极少，结果是人们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差。结婚只能并铺，根本没有房子可供分配。一家三代同堂，挤在一间屋里不是稀奇的事。另外就是搞违章建筑。在走道上盖一小间做厨房，后来升级变成住房。或者在公共楼道里烧饭，在办公室里搭铺，铺上再加铺，充分利用空间。以天津为例，20世纪50年代人均住房面积为3.8平方米，到1972年降低到3平方米。

　　那时候人们几乎不交流思想。和朋友交流思想，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事。和自己的爱人说都十分危险，因为说不定她会告发你。也许她并不想告发你，但是怕你先告发她，她自己被揭发罪加一等，不如先下手。你也会有这样的提防。所以最好是大家守口如瓶，一点风声都不露。不过外面并不安静，到处是锣鼓喧天的宣传队。一面是绝对的静，一面是绝对的闹，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人不能说，最好也不要想，免得出问题。

　　再看看农村里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农民最大的苦恼是如何能够吃饱饭。改革开放前，粮食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如何喂饱这几亿人始终是人民政权的最大挑战。统购统销，以粮为纲，全民学大寨，口号一个接一个，政策加强再加强，可是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1956年时人均粮食产量为310公斤，1960年自然灾害时下降到215公斤，到1978年恢复到人均产量320公斤——徘徊了22年。现在年纪大一点的农民几乎没有没挨过饿的。最可怕的是农民没有流动的自由，只能待在自己所在的村庄里。粮食不能自由买卖，不能自由进出口，再加上人口不能流动，这才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

　　农民在公社地里干活，由队长记录出勤。壮劳力干重活，每干一天记10分，年轻妇女记7分或8分，其他情况记5分到8分。到了年底，队长公布各人所挣的工分，再用全队的总工分除一年中卖余粮所得的收入，得出每一个工分能够分多少钱。社员们劳动一天的平均收入只不过两三毛钱。差的还不到一毛钱，个别的甚至出现负的工分值。劳动一天不但没有收入，还要倒贴！农民唯一的收入就是卖余粮。经营好的队，有一些副业收入，分的钱能多一点。总之，农民的现金收入少得可怜，根本不够买衣服、缝被子。我在农村时要淘汰一条穿了多年的破棉毛裤，屁股上已经快磨出洞了。隔壁的小伙子盯着我，想要我这条破裤子，天天跟我唠叨裤子的事。后来我把裤子给了他，他得以少挨一些冻。另外几个小伙子对他羡慕不已。

　　对农民而言，最大的问题还是如何吃饱肚子。大多数公社分的粮根本不够吃，大人一天能分一斤粮食就算不错。幸亏公社给每家每户一小块自留地。这是农民吃粮的命根子，他们竭尽全力把自留地种好，施肥浇水，不遗余力。所以，自留地里的单产比公社地里的高出很多。这说明土地的产出有很大的弹性。多投入就能多产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的自主权，产量上去了，成本降低了。粮食吃不完，连年出口。大家吃得比中国几千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更饱、更好。这样的对比太明显了。

　　要说改革好不好，比一比改革前后最清楚。

盛大林:有必要设立“体育节”吗？

　　28日，18名在渝全国人大代表将签了名的《建议书》正式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书》建议，将8月8日设为"中国体育节"。对此，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代表联络处副处长孙泽均表示，这个建议很好，市人大常委会将予以支持。（据8月29日《重庆商报》）

　　这个建议真的很好吗？我不这么认为。

　　节日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民族的传统节日，比如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一种是纪念性或倡导性的节日，这种节日大都是国际性，比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等，我国也认可这些节日并规定了法定的假日，但这在很大程度是是从善如流、与国际接轨。当然，我国也有一些全国性甚至是地方性的节日，比如我国不少地方都规定了"环卫工人节"。不管范围大小，这些节日大都具有倡导某种价值、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主旨或功能。可是，"体育节"能宣示什么？

　　也许有人要说，设立"体育节"是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然而，体育的重要性还需要一个"节日"来强调吗？而且，"德、智、体、美"向来都是并重的，如果设立"体育节"，是不是也要设立"德育节"、"智育节"和"美育节"呢？如果不是，那么厚此薄彼的理由是什么？难道体育比德育智育都重要吗？

　　8月8日是北京奥运会的开幕日。重庆媒体及人大代表建议将这一天设为"体育节"也正是这个原因。应该承认，北京奥运会确实是一次历史性的国际体育盛会，值得在中国历史上记下一笔，但国家是否有必要专门设立一个节日纪念这一天则大可商榷。奥运会已经举行过29届了，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将奥运会开幕日设为"体育节"。有些国家，比如美国，曾多次举办奥运会；即使是中国，以后也可能再办奥运会，如果依奥运而设"体育节"，真不知该设哪一个。若论重要性，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被公认为韩国腾飞的标志，其对国家的意义绝不亚于北京奥运会，但韩国也没有将开幕日设为"体育节"。北京奥运会无论多么"无与伦比"，都已经是过去的荣耀，何必用节日将它定格下来呢？

　　国家设立新节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既然设立节日，国家和政府就必然作出相应的安排，甚至每年都要举行例行的活动。因此，设立"中国体育节"必须谨慎为之。

邵宗海:北京奥运展现的软实力

　　中国在奥运之后，企图以「软实力」来影响世界，或来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首先，北京奥运开幕式，让现场10万观众与围在电视机旁观赏的27亿民众叹为观止。我们只看欧洲各界对开幕式的赞赏为例，就知道中共如何成功的运用奥运的平台，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软实力」的渗透之道。Richard Pascoe是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主任，他看完开幕式后曾说「通过北京奥运会，我们英国人和欧洲人学习到很多」。法国《费加罗报》社评则称，本次奥运会的政治意义在於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作者的结论是，开幕式传递给世界的更深一层信息则是：中国不会像美国和其他西方悤国那样，用硬实力征服世界，中国企图用「软实力」来影响世界，从而建立一个和谐的国际秩序和经济关系。

　　其次，是中国在本次奥运会上总共夺得51金牌，首次超越美国的36面，这是中国自1984年参加洛杉矶奥运以来夺金最多的一次。重要的是，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本届奥运金牌榜的首位，象徵覑国际体坛龙头的易位。

　　告诉国际：中国和平崛起是机遇不是威胁

　　美国从1996年开始，在夏季奥运会的金牌数上虽有升降，但从来没有掉到过第二位，即使一直面临俄国的抗衡，也只有受到威胁而已，也从来没有想到会把金牌榜主位置拱手他人，而且居然就是中国。

　　这正验证了中国网友所说，「奥运会的金牌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兴衰」。不只是北京奥运，2010年的广州亚运、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以及尚有许多尚没在本文载列的国际活动，将会说明，中国尚要展示它的经济力以及「软实力」的影响力，为的就是要告诉国际社会：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个机遇，而不是个威胁。

　　其实，大陆并非盲目在自满成功之处。中共内部实际已经有了对「软实力」反省的声音。如果大陆民众在奥运主办之后，尚懂得目前的软实力仍然落后欧美各国，也了解自己的软实力不是所谓的文化产业，那麽正表示在中国大陆，还是有不少有识人士正在思考覑重新检讨所谓的「软实力」。

　　但是，已经在展开而且颇具成效的「软实力」，仍不容我们去低估中共对台潜在的压力与威胁。仅举两个例子就可充分来说明中共「软实力」的发挥淋漓尽致：

　　孔子学院全球吸收近2000万学生

　　1、「孔子学院」将成为体现中国「软实力」的最亮品牌。

　　中国从2004年11月在韩国首尔建立第一所孔子学院至今，中国国家汉语对外教学办公室相继在韩国、德国、瑞典、非洲和美国等64个国家设立了200多所孔子学院，2007年更是以「三日一校」的速度迎来了开办孔子学院的高潮。当初「在2010年之前建设100所孔子学院」的目标也准备增至500所，可在全世界吸收近2000万名学生。这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传递，不得不谓之「伟大」。

　　2、另一种「软实力」和谐外交政策的形成。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乔舒亚．柯兰齐克（Joshua Kurlantzick）撰写的《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该书主要是论述中国在近10年中如何利用援助、贸易、投资等软实力外交策略来打消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疑虑，并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巩固彼此间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同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中国的软实力外交不但使其国际形象明显改善，民意测验和对中国的新闻报道都证明中国软实力外交的成功。这对台湾来说，在水银柱作用下，就会相对压缩自己的「国际空间」。

　　作者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陆所教授

陈风:重刑主义者的立法幻象

　　报纸上说，中国最高立法机关２５日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这一草案拟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５年有期徒刑提高至１０年有期徒刑，并扩大了受贿罪的主体。专家表示，这意味中国有关方面正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看到这则消息，确实难得高兴起来！想通过修改刑法来惩治腐败，无疑是在方式上本末倒置了。原因很简单，行为人在进行腐败活动时，肯定不会去研究刑法条文，去预设他该受到怎样的处罚的。刑法对社会的调整作用，总是在事后才得到发挥。而这时，犯罪已经发生了。明代朱元璋最狠贪官，行"剥皮实草"之酷刑，不过，客观效果并未与主观愿望一致。甚至这位和尚皇帝在时就已痛心地发现："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所以，探讨犯罪如何能得到预防，远比事后如何进行处罚要重要的多，而且意义更大。

　　对于如何预防官员和党员腐败，世界上法治发达、政治文明的国家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制度经验。关键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去借鉴，是不是还想搞所谓"中国特色"一类的东西。

　　总结文明国家的经验，无非就是新闻自由，充分发挥第四权力的外部监督；要求对官员的财产进行申报制，实行"阳光法案"；再就是司法独立，排除一切外力干预，让司法者忠实于法律。现在只要看看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海外帐户案，就可以知道新闻监督与司法的力量有多大了。

　　再者，从学理上讲，目前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罪名设置上是有问题的，与刑事诉讼法的无罪推定原则有着内在的逻辑冲突——因为它要求被告人自己证明自己无罪！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关键就在于中国现阶段缺乏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如果能够课予官员一项义务，即任职前必须申报自己的个人与家庭财产，否则就构成违法。如果要求其交代财产来源而拒绝之，则构成"拒不说明财产来源罪"。所以，我们目前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其实应该是"拒不说明财产来源罪"。要重构此罪，必须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是设立"拒不说明财产来源罪"的前提，而且"拒不说明财产来源罪"与无罪推定原则是相通的。所以，从学理上看，现在对该罪的修正仅仅是在刑期上加重了，而没有从法理上来建立其他的基础制度来完善，这样，错误依然没有得到纠正，制度仍然没有完善。

　　所以，仅仅想加重刑罚来惩治腐败，绝对是重刑主义者的一种天真的幻象罢了。

茅于轼:政府该花多少钱为人民服务

　　我们经常在讲为人民服务，但是服务是有成本的。最大的为人民服务的机构，就是政府。人民需要政府的服务，所以愿意交税，用以购买政府的服务。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民愿意花多少钱来买这个服务？大家需要吃饭穿衣，这些是购买私人用品，不需要研究，每个家庭会作出决策，会尽可能合理地分配他们的收入，用于衣食住行以及旅游、教育等等。但是应该花多少钱用于公共服务，或者说合理的税赋应该是多少还很少有人去研究。税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从九十年代初的不到10%增加到现在将近20%，也就是说全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中有五分之一用在了公共服务方面。以后应该是多少为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研究的人很少，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研究的困难，既有技术上的困难，也有政治环境上的困难。天则经济研究所在研究的技术方面作出了某种突破。

　　我们从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开始讨论。假设有一条马路需要安装路灯，这路灯该不该装，从经济学来判断，取决于所花的成本和所得的效益的比较。如果成本太高，或者效益不大，就不值得装。成本比较容易计算，只要把要用的人工、材料等等的价钱计算出来就行了。难是难在效益如何测量。经济学家提出的办法是把这公共用品当作私人用品看待，了解各家各户对这路灯所提供的服务愿意出多少钱。可以预料，各家各户对道路所提供的服务的评价是很不相同的。有的人家晚上根本没有人进出，也没有客人来访，他们的效益评价是零。有的人家有人要上夜班，很需要路灯的服务，他们的评价就高一些，更有的人家晚上有女职工出入，他们对路灯的评价就更高，愿意出更多的钱修路灯。更何况各家的收入不同，收入高的人家愿意多花钱买公共服务，而收入低的人家由于经济紧张，想多出钱也不可能。所以各家各户愿意出的钱数是很不同，又很难得知的。这就是公共服务的一个难题。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没有用上述的经济学方法来决定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路灯的问题一般是由居委会和地方政府协商决定。对于全国的公共服务问题一般都是由代表民意的国会议员在议会上讨论，决定税收的增减。这样的结果显然过分粗糙。

　　能不能通过调查研究准确确定公共服务的合适水平呢？比如对每一个家庭做询问，你按照你们家的情况，愿意为路灯花多少钱？如果每个家庭都能说实话，这个办法应该是行得通的。然而问题就在家庭未必能说实话。如果只是调查一下，并不要求按照所报的数字出资，他们一定会朝多里说。多一个路灯总比没有好。大家报的数越多，路灯越有可能安装起来，反正是别人出钱。但是如果每个家庭要按照所报的数字出资，他们又会朝少里说，这样自己可以少出点钱，让别人多出点，搭别人的便车。结果很可能本来应该能安置的路灯因为大家报的数少了而建不成。所以用调查的办法有不说实话的问题。

　　北京东城区装备了一套城市管理的数字化系统，将城市管理中涉及到的事项全部列入计算机系统。管理中心能够随时了解到本区内的状况，比如路灯亮不亮，马路上的井盖有没有丢失，交通信号灯工作是否正常，有没有乱贴小广告，有没有乱扔垃圾，小商小贩是否占用了马路摆摊等等。东城区内每时每刻都有人员在巡逻，发现情况立刻通过手机向管理中心报告。中心接到报告后立刻指派相关部门赶赴现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中心，这套系统投入巨大，但是效果也是明显的。现在的问题是居民是否愿意出资建设这样一套系统。或者说政府投入的钱是比老百姓享受这些服务所愿意出的钱多还是少。天则所通过大量问卷和访问，经过分析计算，得出回答，百姓所享受的福利增量超过了政府的投入。而且得出数字结果。

　　这些数字包括：由于东城区的数字化管理为本区55万居民以及大量外来从业人员和旅游者带来的新增福利每年至少为1.6亿元。而原来的城市管理体制每年有约一亿元的福利亏损。而且由于数字化管理提高了生活质量，每年还有1.6亿元的土地收益增量（因为环境改善而导致的房地产升值）。本成果是可以推广的。如果全国660个城市都采用管理新模式，每年可以带来1460亿元的总成本节约，和575亿元的福利增量，并且创造46万个就业机会。

　　我们国家正在向建设和谐社会而努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建立友好型的生活、生产、学习和居住环境。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算合理，跟当地人民的人口密度、收入水平、原有基础等等有关。天则所提供的研究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给出正确的答案。

陈风:金牌再多也还是东亚病夫

　　晚清鸦片战争，外国人输入了鸦片。吃了的人身体嬴弱，一副病夫模样。电视剧〈霍元甲〉里就有这样的镜头，相信很多人记忆犹新。从那个时候起，中国人就获得了东亚病夫的称号，这是个耻辱。人们自然就想到了体育，想通过体育的强盛来摘掉这个帽子。

　　但是，人们的身体的强健真的可以甩掉病夫的帽子吗？鲁迅在日本学医，看到电影记录片里外国人在砍中国人的头颅时，大群中国人在围观，在喝彩。这让他的精神大受刺激，于是弃医学文，想通过文学来改造国民的思想。无疑，鲁迅是对的，人的本质的存在是其精神，否则，人无异于动物。

　　晚清时代，国弱民穷，其根子在专制制度的腐朽。专制制度最大的特征就是在整个国家，只有一个人是主子，其余的都沦为奴才。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奴性文化，锻造出了一个个的奴性人格。其危害之大，可以导致社会倒退于野蛮时代。今天，哪怕你穿的是西装革履，用的是internet，但是脑子里一定皇上万岁一类的东西。

　　可是东亚病夫的帽子让许多人耿耿于怀，国家更是不遗余力，把运动员养起来，进行专门的训练，以期于大拿金牌来证明帽子已经被摘了。但是，我们只要看看，早上、晚上锻炼的都是老头老太太，年轻人都在呼呼大睡，肥胖的孩子多了起来，班上的近视眼多了起来，补习班多了起来，我们就知道，体育健身的理念仍然是缺乏的。全民健身的理念也仍然是喊一喊的口号。想一想05年山西长治发生的特大交通事故吧。因为学生没有操场进行正常的锻炼，于是就组织学生到马路上进行晨炼，结果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大案。一个学校，竟然连提供给学生的操场都没有，这说明了什么？金牌拿的再多，又真能证明什么呢？

　　上面说的仅仅是物质的一面，对人们的精神一面而言，可能问题更大：先来说体育方面的。从上个世纪发生的围绕何智丽的"让球风波"就可以看出，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在我们的体育界也是缺乏的。我们可以为了抽象的国家荣誉，而公然违背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教练组要求何智丽给队友让球，以确保金牌落入囊中。但是在正式的比赛中，何智丽没有遵循教练组的安排，以自己的实力为自己争得了尊严和荣誉。可是也由此导致她在88年奥运会的资格选拔赛上受到了排斥，于是就愤而出走日本，远嫁东赢。再看看今年的国奥队，在球场上赢球无望之时，竟然使出下流手段，把比利时球员狠狠的铲伤！真不知道让人说什么好，惟有一声叹息：哎！

　　再来看社会其他方面的。现在社会上崇尚的是如何把官做大，如何把钱赚多，有权的以损公肥私为荣，有力的巧取豪夺为乐。社会上流行的不是公平竞争的理念，而是以破坏规则来证明自己的能耐为时尚。这样的一种流氓文化是这个时代的流行病。

　　所以，如果在我们的精神面，制度面，不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体育精神——fair play（公平竞争），那么，我们的身体依然是缺钙的，我们的精神仍然是奴化的，我们就仍然是东亚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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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新生:应解散中国的国家体育总局

　　中国在北京奥运会上金牌第一，固然令人兴奋；但考虑到绝大多数人无法享受政府的体育补贴，又令人感到惶恐不安。这不是一个投入产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我们已经改变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树立科学发展观，在体育领域我们同样应该改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维定势，坚决落实科学发展观。

　　体育运动投入无非政府投入、社会赞助、企业经营三种模式。政府投入的目的不是为了夺取金牌，而是为了强身健体。美国政府鼓励企业赞助奥林匹克运动，实际上是鼓励全民健身，从而巩固竞技体育人才基础。在美国许多城市，企业经营的俱乐部向全社会开放，每一个有志于从事奥林匹克运动的居民，都可以加入到俱乐部中，从事系统性的训练。作为民间体育组织，美国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捐款，但始终保持自己的民间色彩，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花费国家如此多的钱财。

　　奥林匹克的民间化，不等于奥林匹克的市场化。奥林匹克的民间化是指，鼓励业余选手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并且在公平的竞赛场上一试身手。奥林匹克强调公平竞争，强调世界各国的广泛参与，所以，那些竞技体育人才相对不足的国家，也可以派出代表团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魅力所在，也是今后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方向。假如借口反对奥林匹克市场化，而坚持举国体制，把国家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少数竞技体育人才的身上，那么就是在浪费国家资源。中国足球之所以失败，不是市场化的结果，更不是奥林匹克民间化的结果，恰恰是举国体制所造成的。可以设想，假如真正尊重各个足球俱乐部的意愿，自行组建中国的足球协会，协调全国性的足球比赛，并且负责选拔参加竞技足球比赛的选手，那么，中国的足球也不会一败涂地。

　　现在某些体育界人士一方面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另一方面却从奥林匹克市场化中获得巨额收入，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所以笔者建议，应解散中国的国家体育总局，由奥林匹克体育基金委员会负责全国性的体育竞技比赛。国家教育部或者国家文化部成立体育运动协调小组，负责全国高等院校、职业院校、中小学校的体育工作，彻底改变中国当前不合理的体育管理体制，让举国体制成为历史。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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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中国有不纳税的人吗？

　　纳税人的概念，在中国充满许多尴尬。一方面，你必须纳税，但你只有无穷无尽的义务；另一方面却没有得到与你纳税后相匹配的权利。中国人赋税之重而享有之权利是如此之稀少，即使得中国税收不合理程度，稳居世界前列。但官方和传媒却继续一直沿用"纳税光荣"等忽悠性词汇来进行洗脑性宣传，使民众不知纳税可以不必"光荣"，但一定要享受相应之权利。拿了我们纳税人的钱而不替我们办事，有时不仅不办事，或者把事办得更坏，甚至采取诸种敲榨态度，此种做法实与抢劫之土匪一般无二。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用我们纳税人的钱所养的公权力机关，其门难进、脸难看、理难讲、态度横、易枉法是他们的常态。有时甚至感到他们不刁难纳税人，他们似乎就找不到做官或者运用公权力的快感似的。非得让纳税人低三下四，脸都给他笑烂，他才可能稍发善心，做一点本属他自己工作份内的事。这种严重的官民倒置——即本该官服务于民，却让官骑在民之头上——就是因为许多纳税人不知自己的权利何在而造成的。

　　韩寒是八零后中颇有识见的作家，他与白烨之争、评文坛老作家的文章里，以及日常许多文章里，都不乏一定的见识。但前两天我在读他《可怜的运动员》一文的时候，偶然看到他说："我在现实生活里看到两个小孩在聊天，关于刘翔的问题，大意是一个说刘翔就算给我爬也得爬过终点，像个逃兵算什么。另外一个的立场是，刘翔是用纳税人的钱培养的，他要退赛还得问问广大的纳税人同意不同意。当然，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基本上从来没纳过税。"我对刘翔因伤退出比赛完全理解，并致以很深的同情。但在中国这种花纳税人钱的举国体育培养体制下，在各种商业利益的夹攻下，"体育政治经济学"正使刘翔的退赛变得绝不像外界公布出来的那般简单。刘翔退赛既不是逃兵，也不必纳税人同意——因为受伤是个实情，这要从科学来考虑，而此点不由纳税人决定——但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有相当之知情权，这里面有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的利益。各方利益都要受到保证，那么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难道就不应该受到保护吗？对比姚明受伤后的全方位报道，刘翔退赛这种忽悠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就不能自解。你说又不是他想用纳税人的钱，但问题是你用了纳税人的钱，同时你也被官方绑架到用纳税人钱培养你的体育机制中来了，所以你不能只在这种绑架中得到好处，却不承担相应为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公布真相的义务。

　　刘翔退赛问题，已不是本文的重点。更有可商之处在于，韩寒说"当然，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基本上从来没纳过税"。这种说法，至少违背纳税常识。在一般人的日常印象中，好像是只有挣钱的人才纳税，只有商人才纳税，只有有工资的人才纳税。换言之，所得税这个概念在一些民众心目中已经比较清楚，即挣钱和拿工资的人都在纳税。但不挣钱的人，只是纯粹的消费者如婴儿、小孩是否就没纳税呢？他也是纳税人，只不过这钱是其父母代缴。与所有民众有绝大关系的税种并不仅是所得税，联系更为深广的是流转税。通俗地说，流转税又称流转课税、流通税，指以纳税人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流转额或者数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营业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类税收。基本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尽管近年来所得税越来越多，但流转税依旧是中国政府的主要税收主体。别的且不说，单是消费税，就是任何一个叫人的动物都免不了，除非你是《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星期五"，没有任何人不是纳税人。所以说，所有只要不是像"星期五"一样特定环境下的人，都在纳税，都是不折不扣的纳税人，连乞丐都是如此。他乞讨得来的钱拿去兑换和购买所需品，就已然成为纳税人。有鉴于此，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必须明确，以让更多的人明了自己作为纳税人在尽了义务后所得之权利，这种权利意识的觉醒才是民众之福。

　　一：所有人都是纳税人，任何人都不例外。大家都应该享受作为纳税人的诸种权利，如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二：纳税与光荣无关。纳税是一种公民义务，与光荣与否无关，只与我的利益有关。任何一种用光荣来混淆政府收了纳税人的钱后应负之责，都是一种忽悠。

　　三：商品应该价税分开，明确标明，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即购物时，应该让消费者知晓商品价格和税价各为几何？总价是多少，以便让民众时常知道自己是纳税人。

　　四：应该把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知识编入中小学课本中，作为公民课本之一，让人们从小都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不是藉此不让他们知道，进而忽悠他们的利益。

　　五：政府是纳税人养的，所有官员都是纳税人所养，为每个纳税人服好务，是他们应尽的本职工作。我们先且不说"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利，但我们应该知道政府并不高尚，如抗震救灾中尽了点应做的本职工作，就开足马力自我表扬，这是对纳税人权利的糟塌与糊弄。何况他们所做的许多工作连尽本份都没有做到，更不用说做得多么好。

　　六：没有谁是共产党和政府养的。有不少人振振有辞，说我们是共产党养的，你拿共产党的钱还骂共产党。这完全是不长脑子混淆视听的愚民说法。公务员不是共产党和政府所养，更不用说普通民众。公务员包括警察、军人都是纳税人养的。所以军队若不国家化而只是党派利益的维护者，这就是对纳税人最大的损害。

　　七：税收征收应该依法行事。最近为了因应经济放缓和CPI冲高，减轻企业的压力，把一些行政规章性收费取消，这是非常应该的。事实上，政府除了依法收税外，不应该在此之外收受任何行业和部门收费。而开征税收，开何种税种，税率多少，范围多宽，这些都应该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解决，不能领导拍板，税收部门暗箱操作。凡是不经广泛讨论和利益博弈，并且不合法的收费包括税收，民众都应该有权拒绝。

　　八：税收使用应该公开透明。财政预算和税收使用，都应该及时公布，让民众随时都能知晓，并经受各方面的审核。税收使用的不公开导致纳税人权利大规模的受损。这几年疯狂增长的税款，由于监管不力，使用不透明，造成了大量的贪污腐败，给民众带来无穷无尽的困苦，也给整个社会带来汹涌澎湃的官民冲突。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有识之士，应该深以为虑，并切实推进政治制度的改革，让民众真正能享受到自己的权利，否则任何忽悠只会一时得逞，却最终会给整个社会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和动荡。

　　2008年8月28日8：42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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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大林:陈独秀民主思想初探

　　陈独秀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民主主义势力的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不应当实行无产阶级独裁，而应当扩大民主主义；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民主的实质是由民主义，而不是民本主义；民主制的核心是承认并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中国号称有五千年文明，但这个文明最缺乏的就是人类文明必须具备的两种元素：民主与科学。这就是中华文明长期在"黑幕层张，垢污深积"（陈独秀语）的泥淖中徘徊不前的根本原因。

　　陈独秀是一切专制和蒙昧的死敌。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率先喊出"民主与科学"的时代最强音，犹如在沉闷而黑暗的长夜中划过一道闪电，照亮了中国人前进的道路。陈独秀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民主与科学—引者注），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这是何等的眼光，何等的勇气和襟怀。陈独秀果然履行诺言，终其一生，五次入狱，政治上屡受迫害打击，但他从未停止过对科学和民主的追求。即使到了晚年，他在贫病交迫中仍在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民主问题，进行最后的艰难的思考和探索。

　　帕斯卡说："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2〕科学使人正确地思想，民主使人自由地思想，思想惟有自由方能达到正确。陈独秀一生为之奋斗的就是使中国人有人的尊严，能够自由地正确地思想。

　　陈独秀生前坎坷困窘，死后还背负着种种恶名。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给人类，陈独秀即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把民主与科学的"天火""盗"给了中国人。所不同的是，普罗米修斯遭受的是天神宙斯的惩罚，而陈独秀遭受的却是他为之挣脱奴隶枷锁的中国人的诬陷、迫害和冷落。这固然是陈独秀个人的悲哀，但更是中国人的悲哀。

　　本文对陈独秀的民主思想进行了粗浅的阐述，用以缅怀这位"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毛泽东语），伟大的民主主义先驱者和战士。

　　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应当建立人民主权的民主国家

　　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由民主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所以他们仇恨政治专横的民主情感非常强烈"。〔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4〕然而，他们两人却在《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章和书信中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提出的要建立"自由的人民国家"和实行普选、人民直接立法等民主制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都是"民主主义的陈词滥调"，因为"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存在了"。〔5〕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认为，只要还存在着阶级、还需要国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当时的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已达到了可以使人类进入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程度。无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为了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进行最后也是最激烈的阶级斗争，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不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期间实现民主自由，而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期结束，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消亡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完全彻底的民主自由。（参阅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是为了自由"的观点就成为后来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个人专制独裁工具和"四人帮"在"文革"期间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理论渊源。

　　实践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很快可以进入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论断显然带有很大的空想性。人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需要国家，而国家的民主化、建立人民主权的民主共和制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历史进步的潮流和人类追求的崇高目标。恩格斯在晚年已有所醒悟，他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6〕

　　陈独秀在晚年对斯大林的个人专制给予了严厉斥责，他说："现在德、俄两国的国社主义及格柏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引者注）政治，……是现代的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柏乌政治。"〔7〕陈独秀认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实行民主制，就变成了"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的法西斯专政。

　　陈独秀也是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信奉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相信"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8〕陈独秀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了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把民主这个"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变成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共享之物。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就应该立即实行广泛的民主制。因为国家权力本来就应该为"全国国民所共有"，〔9〕而不应该为某一人一派所独占。无产阶级是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民主主义势力的真正代表"。〔10〕民主主义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目的不是手段。……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并不是抛弃民主主义，而是扩大民主主义"。〔11〕无产阶级的政权如果不实行共和民主制，而过于强调其阶级性，实行排斥异己的"无产阶级独裁"，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会蜕变成个人独裁统治。因为"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度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12〕

　　在陈独秀看来，判断一个政权在历史上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不是看它的阶级属性，而是看它的民主化程度，"大众民主取代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取代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13〕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民主，就会"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14〕

　　二、民主既有阶级性也有人类性，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民主的问题说到底是人的自由的问题，是与人类的基本特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5〕人有意识使人成为主体，因而有了自主自由的要求，自由就成为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权利和最高价值。"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马克思语）〔16〕民主就是人的自由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体现。亚里士多德说："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17〕政治自由是人之为人的起始要求，没有政治自由，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人的自由。一个社会，当大多数人没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只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特权的时候，就是专制社会；当政治自由是大多数人或全体人民的普遍权利时，就是民主社会。在阶级社会里，民主有具体的阶级内容，但这并不能改变民主同时也是人类自由本性的体现。正因为君主专制剥夺人的自由，马克思才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18〕

　　陈独秀依据西方天赋人权的思想，大声疾呼国民应该"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惟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9〕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也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人的自由和社会民主。

　　因此陈独秀认为："民主主义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各阶级的内容和形态"，〔20〕但归根结底，民主主义是人类"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21〕"近代民主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22〕他热烈地赞颂，近代民主制可以与科学和社会主义并称为"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23〕民主绝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而是由人类创造出来并为人类所共享的共同财富。

　　三、民主的实质是由民主义，而不是民本主义；民主政治应当是国民政治，而不是政党政治

　　民本主义是中国古代儒家维护君主制的一种策略思想。《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和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民本思想的经典表述。在这里，民相对于君，是以承认君主统治为前提的。虽然承认"民为本"和"民贵"，有仁民、爱民、为民的一面，但这是从高高在上的君主的视角看待民的，归根结底是为君主统治更加巩固而设计的一种策略。中国古代儒家"为民作主"的民本主义与近代西方"人民作主"的民主主义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

　　陈独秀针对有人把民主主义与民本主义混为一谈的谬说，尖锐地指出："夫西洋之民主主义乃以人民为主体……，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以人民为主体，由民（by the people）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以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代之民主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24〕由民主义就是政府直接产生于民众的民治主义，是林肯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思想的中心环节。

　　民主主义要求人民自己决定和管理自己的事务，但全体人民不可能都直接来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这就需要实行宪政，通过立法和普选，按照一定的法定程序把权力委托给某一政党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但受委托的政党只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而不是权力的主体。权力的真正主体应该是全体人民，人民拥有对行使权力的人最终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因此，陈独秀认为民主主义的宪政应当是国民政治，而不应当是政党政治，"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以其与多数国民无交涉也"。〔25〕"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26〕"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人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27〕

　　四、民主制的核心内容是承认并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马克思说："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28〕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生产方式的封闭保守，各种自然的血缘和宗法关系使单个的人"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29〕那些定于一尊的专制统治就是从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狭隘人群"中产生出来的。

　　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30〕使人成为独立而自由的个人，就造成了尊重个性多样化选择的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前提和基础。列宁说：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只是供少数人、供有产阶级、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度"。〔31〕"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现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32〕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要消灭民主制，而是要打破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狭窄框子"，使民主制能够供全体人民享受。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33〕可见，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民主制同样也是以独立而自由的个人为前提和基础的。这种由独立"个人"组成的社会，就是马克思常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表现为人民能够对国家权力依法加以监督、批评和制约，对国家权力的监督、批评和制约是人民个人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从人民的个人自由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没有个人的自由，就没有人民的国家权力的主体地位，就没有民主制。民主制的先决条件就是保护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诚如胡适所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34〕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权力"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35〕要实现个人的自由，就必须"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36〕使"一切官吏对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都应当在普通法庭面前遵照普通法向每一个公民负责"。〔37〕

　　权力的本性是要求支配他人、剥夺他人的自由。为防止国家权力威胁和侵害个人自由，人民主权的民主国家就必须通过立宪和立法保护个人自由。同时实行分权制，用权力制衡权力，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使之始终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在自由的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托马斯●潘恩语），宪法和法律是人民公共意志的体现，国家权力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就是服从于人民的意志，这当然是人民主权的民主国家的基本要求。

　　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难之中。陈独秀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制度"把国家大事，都靠着皇帝一人胡为……，大家不问国事，所以才弄到灭亡地步"。〔38〕救亡的根本出路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国家权力归"全国国民所共有"的人民主权的民主国家。

　　儒家的"三纲之说"是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道德观念的基础，"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39〕三纲之说造成"全国人民，以君主之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训为良知。生死予夺，惟一人之意是从。人格丧失，异议杜绝。……民德，民志，民气，扫地尽矣"。〔40〕要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就必须首先破除三纲之说，进行政治道德观念上的启蒙，使国民成为独立而自由的个人。

　　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是建立民主国家的基础，而民主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即保障人权。因此，建立民主国家"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41〕"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42〕"所谓民权，所谓自由，莫不以国法上人民之权利为其的解，为之保障。立宪共和，倘不建筑于国民权利之上，尚有何价值可言？"〔43〕个人自由最重要的是思想自由，"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44〕

　　列宁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便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45〕民主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类（包括资产阶级）为争取个人自由，与专制权力长期斗争经验的结晶。其基本的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定，对于保护个人自由，防止国家公共权力蜕变成专制权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狭广不同"，其具体内容"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46〕只有"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47〕陈独秀最终所向往的，还是要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48〕

　　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49〕"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就是公共权力合法规范，个人自由受到尊重和保护，每个人都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的民主的社会形态。这大概就是陈独秀所向往的"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的理想社会吧。

　　注释：

　　〔1〕、〔9〕、〔19〕、〔24〕、〔26〕、〔27〕、〔38〕、〔39〕、〔40〕、〔41〕、〔42〕、〔43〕、〔4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318页、40页、74页、353页、107页、108页、39页、103页、93页、148页、98页、347页、169页。

　　〔2〕《思想录》164页。

　　〔3〕、〔32〕、〔45〕《列宁选集》1卷93页、103页、601页。

　　〔4〕、〔30〕《共产党宣言》（单行本）48页、30页。

　　〔5〕、〔36〕、〔37〕《哥达纲领批判》（单行本）34-35页、23页、3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2卷，595-597页。

　　〔7〕、〔13〕、〔14〕、〔23〕《给西流的信》，转引自张宝明、刘云飞著《陈独秀的最后十年》297页、302页、302页、302页。

　　〔8〕《陈独秀文章选编》（中）9页。

　　〔10〕、〔11〕、〔20〕《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转引自唐宝林著《求真集》156页、156页、156页。

　　〔12〕、〔21〕、〔46〕、〔47〕、〔48〕《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转引自唐宝林著《求真集》158页、157-158页、158页、159页、159页。

　　〔1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53页。

　　〔16〕、〔18〕、〔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167页、411页、443页。

　　〔17〕《政治学》7页。

　　〔22〕《给西流的信》，转引自朱文华著《陈独秀评传》315-316页。

　　〔25〕《独秀文存》（四）12页。

　　〔28〕、〔33〕、〔35〕《德意志意识形态》（单行本）16页、66页、63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册）18页。

　　〔31〕《列宁选集》3卷245页。

　　〔34〕《胡适文存》4集613页。

　　（本文作者系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编审）

　　作者电子邮件：jygdy(a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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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子:深圳缺乏敢说话的知识分子么？

　　在青春深圳主题系列论坛上，就知识分子群体的培育问题，参与论坛的嘉宾对深圳寄予厚望，他们认为，"深圳应该在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上，成为中国的先锋。" 但也有专家提出，深圳缺乏敢说话的知识分子。（8月19日《南方都市报》）

　　深圳真的缺少敢说话的知识分子么？我看未必。作为中国平均年龄最小的一个城市，深圳人——包括深圳知识分子——具有年青人的朝气和勇气，并且，与其他城市相比，深圳人的公民意识与权利意识都比较强，因此，当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或看到公共空间发生的一些不合理的事件时，绝对是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不过，他们未必采用在媒体公共空间争夺自己的话语权这种方式，而更多的是通过投诉、法律等正式的渠道与其他非正式渠道——因为毕竟能写会道，并且能在媒体上侃侃而谈的知识分子毕竟并不多，而且写作也需要时间和心境，可深圳快节奏的生活却剥夺了大部分人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并且使他们不能安下心下，静静地思考一些问题。至于那些有在媒体上发表自己见解的能力与时间的知识分子，也不乏敢说话的。就在8月21日的《南方日报》上，人大代表吴立民还对市民中心的节能效果不好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指出深圳市民中心如开展节能评比可能倒数第一。这种实名的对政府部门的公开批评，在其中国他城市恐怕并不常见，而在深圳的各类媒体——尤其是南都的深圳新闻版与奥一网——却不乏类似的言论。因此，笔者以为，深圳并不缺少敢说话的知识分子。

　　但是，却也不能不说，深圳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思想先锋和意见领袖。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是深圳缺乏孕育这种知识分子的土壤。因为思想是一种灵魂的探险和艰苦的劳动，并非"应该"有就会有的，而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的说话（语言）——尤其是说真话，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与能力。

　　一般来说，要成为思想先锋或意见领袖，或者西方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满足以下五个条件。一是有闲，二是有钱，三是有天赋，四是有研究问题的兴趣和心境，五是有发表意见的平台。就算深圳本土为知识分子搭建的说话的平台尚不够充分，可作为中国的思想先锋和意见领袖，完全可以也应该利用其他地方的媒体空间发表自己的言论来弥补这一不足。深圳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不了中国的思想先锋和意见领袖，并非由于深圳的知识分子缺乏这种潜质，而是深圳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与高强度的生活压力大大地限制了这种潜质的生长和发育——就算在深圳的院校、媒体、作协、文联等文人聚积的地方，都很难找到有闲、有钱、有天赋、有研究问题的兴趣和心境四者兼备的知识分子。

　　深圳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各行各业的行业精英，而并非专业的社会观察者与思想者，因为在中国目前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尤其在深圳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功利的城市，知识分子单靠思考与写作是不可能谋生的——这种知识分子生活于其中的语境必然会限制他们的视野及思考问题的深度、广度与创造性；因此，他们的思想往往有点类似于佛经里说的"野狐禅"——或者不得要领，或者只能解决某个具体行业中的小问题，或者显得大而空——不可能对政府的重要决策或公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实质性的重大影响。

　　作者博客：http://lihuidzdevil.tianyablog.com ， http://user.qzone.qq.com/61199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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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从公正对待杨佳开始

　　杨佳袭警已是天下昭然的事，正如赵牧兄所说"其结果可料，实际进展不知"。什么是结果可料？就是在目下死刑尚未废除的情形下，他连杀六警，伤及多人，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就可以使他领得死刑。但死也要死得有尊严，死得明白，死得一切尊重法律，无论从程序正义还是实质正义，都经得起考验。否则，用冤枉一个杀人犯的代价，来糟塌法律，实不明智。有人说，一个杀人犯我们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这当然是说起来很痛快的事。但杀人犯就应该不配享有相当之尊重和公民之权利吗？在他犯法没有定案之前，均只能用犯罪嫌疑来处置他。而在处置他的过程中，也只有并且只能是法律才能裁决他，任何因其袭警而因情感和所谓的民愤极大，来判定他的罪行，都是另一种"杀人"，哪怕这个人是杀人犯。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杨佳的母亲已失踪多日，而警方未能向外界透露她接受调查的进一步细节。按中国法律，杨佳母亲有协助调查的义务，没有至亲免于互证其罪的豁免权。但问题在于杨佳母亲王丽（化名）协助警方调查，但警方没有将其软禁之权力。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警方似难逃此种嫌疑，知法并犯法，执法而枉法，此种中国公检法之恶习不除，必然带来更多的冲突。公安局的傲慢，法院的无理，检察院的滥行公诉，律师的无耻，公正的丧失，正是不少人如杨佳最终采取暴力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普通百姓善良克制，胆小懦弱，慎言谨行，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施用杀人八百，自损三千的事。杀人偿命这个基本判断，再没有文化的人，都是知道的。实在是看不到出头之日，看不到公正判决的希望，他们才会最终用命来赌博，这种"血酬定律"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拿来实施。

　　杨佳母亲至今为止没向外界公开过任何被调查的细节，传媒在这方面也没有足够的报道，使得杨佳的行暴活动，进一步因其母的冤情而使得整个社会同情，这一点正是公安局的傲慢与失策。本来有不少的人同情警察，但他们这样对待杨佳母亲，而不使信息公开，民众将同情就转向杨佳他们弱势一方，这对公正解决此案，同时让民众正确认识暴力活动甚至包括恐怖活动，极其不利。杨佳母亲受不公正对待如威胁如软禁，使得这个社会的相对统一的价值观正在撕裂，本来人们对恐怖活动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但由于警方对杨佳母亲不明智做法，而模糊了这样的基本认识，这使得民众对警察这个职业的恶感进一步加深，于社会的和谐有极大的不利。

　　最为不能容忍的是上海闸北公安局的律师谢有明，他身为受害当事人单位所聘律师，居然来强行代理杨佳的案子。利益相关而避嫌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他都不懂，或者说因公安局想从重从快解决杨佳案，而违犯职业操守来参与此案，成为杨佳的"辩护律师"，实在是天大的笑话。在一个丛林社会，我们当然并不指望谢有明独善其身，但他这样明目张胆地违法以及违背基本职业操守，实在是比杨佳杀人还令人发指的行为。中国的法律就是被公检法和律师的违法所糟塌，而且这种糟塌是一种公然的蔑视公众智商和法律常识的行为。这种有害的影响，坏的榜样，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份。如此这般地对待杨佳及其母亲，只会激起更多的杨佳出来采取近乎恐怖活动的暴力行为，最终整个社会为此埋单。如果判决不公，如不能公正对持杨佳及其母亲，上海闸北公安局和谢有明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恶劣示范作用和影响，可谓有目共睹。如谓不信，将来有更多的警袭案发生，那么不仅应该怪罪于我们的司法不公，也应该怪上海闸北公安局和谢有明极坏的榜样作用。

　　要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要让民众看到司法的公正，请从公正对待杨佳及其母亲开始。一个能给犯罪嫌疑人（哪怕是犯人）以尊重以公正的司法判决，才是值得我们遵守的。对一个基本上没有异议的死刑犯，对一个近乎必死无疑的人，能公正判决，其意义不亚于一场微小的社会变革。请上海警方和谢有明学会尊重杨佳及其母亲，以给民众一个正确的期待，否则你们就是另外一种被缺席判决的"罪人"。

　　2008年8月27日7：17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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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卫江:文明冲突中的中西人权论战

　　(一)

　　中国人很难理解，围绕北京奥运会的召开，西方人何以会那么起劲地"妖魔化"中国，频频施展"强权舆论"的攻势，始终揪住中国的人权问题不放手呢？

　　这正是表明，异质的文明相聚一起就会引起激烈的价值观交锋，就象不同的地质板块相挤压就引起地震冲击波；带有异性电荷的云块相接触产生闪电雷暴一样，尽管处于价值观交锋守势方的中国极不情愿提及文明冲突。

　　1993年夏，塞缪尔.亨廷顿宣称：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主旋律将是"文明的冲突"。

　　十五年来的历史进程看，亨氏的论断大体上是正确的，只是有些偏差。且不说俄罗斯现今依旧在诸多方面展示与西方政治相异的价值趋向，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还时时掣肘着西方的行动，呈现出由苏联时代意识形态积淀成的国民集体无意识的特征来。正如船大掉头慢那样，大国的传统可谓积习深厚，即使体制转了型依然余音绕梁，苟延不去。更突出的冲突是，当今时代，于奥运会召开之际，中国和西方之间围绕人权的问题争论互不罢休，从而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推向风口浪尖。

　　在我看来，亨氏理论的一个缺陷在于，它将意识形态与地域种族文化断然相分离，二者似乎是平行独立而互不相干的价值体系。其实，文化是在国家或民族层面上，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社会历史积淀物，它涉及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文化的广义内涵必然包含进意识形态的内容。

　　(二)

　　"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一说由socialis（同伴的、同伙的）一词引出，一说由socius（喜欢社交的）一词引出，原有社会的、共同的、集体的生活之意。至于现时代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建构，其价值核心就是集体主义。由此可以理解，"社会主义"体制的实践，为什么唯有在东方国度里，才会牢固地生根发芽？详析之，生根的牢固程度与地球上的经度从东到西的之间似乎成了一个等级梯度的正相关函数，大体上讲，地域越是往东方，文化上的群体主 义价值观越是强烈，"社会主义"也就越能与东方群体意识所萦绕的民粹主义产生共鸣而找到最广泛的受众，从而滋润到肥沃土壤所提供的养料。反之亦然，欧洲中世纪时从经院哲学中产生出的具有个体意识的"唯名论"，也只有在最西边的英伦之地找到沃土；至于创建共产主义理论的马克思，是个犹太人，在欧罗巴人眼里，是个"东方人"，因此其血液中多少流淌着东方人种秉性的群体主义情愫。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分析实体关系时候，所指出的：斯宾诺莎的哲学所缺少的，正是西方世界里所贯有的"个体性"的原则，这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有东方人种的缘故。

　　再说，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低层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