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中国式通胀，中国式应对

　　12月11日，国家统计局正式对外发布了今年十一月份的CPI指数，数据显示，今年十一月份的CPI指数达到了6.9%.从今年八月份以来，CPI指数连续第四个月保持在6%以上的较高位置。

　　"CPI" 的概念，指的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面对CPI飙升，专家、媒体说"在居民可以接受的范围"。电视采访居民，被采访人表示"还行"，近似一幅 "喜迎物价上涨"的样子。央视一套和四套的节目似乎在唱对台戏，一套这里说中国居民可以承受，央视四套那边说台湾也在涨价（涨幅低于大陆），但台湾人表示 "忍受不了"了。

　　贫富悬殊不小，这点都知道，对涨价的承受能力是不是也很悬殊呢？对这个问题专家和媒体就糊涂了。我肯定地说，这方面的承受力绝非"高度一致"，各阶层人群的反应与感受，在这里不可能不被"物质基础"所影响。低收入者的心理承受力，会因低收入而强于富裕人群吗？回答是否定的。

　　希望专家和媒体想想我提出的问题：怎样才算"不可承受"？跳楼、喝药、抹脖子？判断"不可承受"和"尚可承受"，你们有什么明确的概念、标准没有呢？

　　说可承受就可承受，不可承受的只要没死也在承受。个人和家庭的可忍不可忍，很多情况下是个言论表达机会和权利问题。百姓的应对受各自条件限制，根据各自掌握的社会资源，对国家而言，也是如此。

　　有的经济学家说现在还不是通胀而是"结构性涨价"，有的说这就是全面通胀。我说，描述和叫法并不重要，关键是看平抑物价的"调控"行为；在行为中，力度也不是首要的事，这里的关键是国家冲着那个地方下手。

　　"经济过热"，说到底是"人过热"。有的人乐于大热，因为能在热潮中利用既有特殊利益和渠道大获其利；而许多人在经济热中却感觉寒风刺骨，冷得咬牙打颤。

　　说中国承担了世界的通胀，似乎重在批评政府贸易、外汇政策的失误。不管"主流"的通胀之源是否在此，就其调控对象而言仍然是国内大宗资源及其掌控者。作为普通国民，理解所谓的由外部而来的"输入式通胀"是困难的，但对国内的"劫贫济富"性质的"输入式通胀"，却有直观感受。

　　抑制措施无须多，控制住那些掌控了国家和社会资源的部门、国企以及特殊的小群体，冷一冷他们的贪婪热情和热力，这一条就足够了。垄断国企带头涨价，基础性的生活、生产资料和服务涨价，其他方面不涨也挺不住。国企在国际市场上油、粮价格上扬时抓紧时机赚一把，然后再以"市场国际化"为由将国内涨价归结于"国际背景"，这样国内的油粮当然要上扬，而同时国企赚钱又和民生无关，国内民众就为国企创汇付出了代价。

　　如此情况下，发改委不批准国企涨价，国家限制国企有害国内市场的国际市场投机行为，问题就解决了大半。再加上政府收敛一下从地产房产获利的行政冲动，问题就能基本解决。国家，不该难为无奈的"小经营者"和"低级消费者"。"抓大放小"，把抑制对象确定到垄断者和操纵者身上，就等于扼住了通胀的咽喉。

　　"贼钱"畅通，特权膨胀，谓之"中国式通胀"，这和媒体所说的"世界性通胀"或"国际市场上物价普遍上涨"是有着许多不同之处的。或许，在中国抑制通胀最得力的措施并非"紧缩银根"，而是"紧缩特权"。

　　来源：凯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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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应试教育是创新型社会的死敌

　　建立创新型社会，正在成为当局所探求的宏大价值目标，但它却面对着"应试教育"的戏剧性挑战。

　　1970年代恢复高考，曾经是走出政治噩梦的里程碑，标示出社会进步的正确向度。而经过长达30年的泛滥之后，高考制度已经演化成普遍的应试教育制度，并且掉头走向自身的反面，成为中国文化的最大肿瘤。它一方面遭到知识界的强烈质疑，一方面却仍在无限扩张，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冗长的考试链，分布在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直至博士的生命线上，其时间跨度长达25年以上，纠缠着人生的三分之一岁月；不仅如此，在这条考试链周围，还环绕着儿童乐器考级、外语考级、计算机考级、以及各种成人的职业考试、职称考试和行业证书考试等等，由此形成庞大的考试网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对着如此严重的考试困扰。中国已经沦为应试教育的头号大国。

　　但这并非是巨大的荣誉，恰恰相反，它是必须加以反思的恶弊。应试教育的基本逻辑是：1、放弃那些更为重要的价值标准，而把考试成绩作为升级、应聘、录用等社会人才培养和使用的唯一标准；2、考试形成连续而漫长的链索，大规模消耗国民精力、财力和时间力；3、从考试收费本身，形成畸形的考试经济体系，制造了教育产业化的严酷现实。

　　答题正确与否，作为能力判断的唯一尺度，是应试教育的核心问题，它消解了创新思维生长的可能性，成为人才培养的最大阻碍。全国统一考试尤为可怕，把上千万乃至上亿人，推入只有单一标准答案的荒谬世界，这不仅否决了创新型人才在社会中的竞争优势，而且也断送他们在就学、就业和事业发展的生存空间。

　　全民化的应试制度，不是人文主义教育的良性后果，而是后集权教育思维的标记。考试成为政治修辞的技巧训练。许多教科书概念错误，逻辑可笑，充满各种谎言，却被奉为学术圭臬，成为考试的唯一标准答案，被应试教育程序强行灌输给学生。正是在这样的知识体系围殴下，科学、民主和创新等人本主义价值，遭到了难以修复的重创。

　　应试教育仇视反叛，乐于培养思想的奴隶。儿童为此丧失童真、想象力和原创力，成人则失却了探求真理的动力。反叛、挑战、怀疑和否定，是创新机制形成的精神基础，而一个无法容忍、欣赏和接纳这种精神的民族，又有什么创新可言？我们已经发现，"中国制造"的环球产业危机，跟应试教育有着直接的逻辑关联。一味抄袭、模仿和拼贴，就是中国工业产品无法超越廉价怪圈的主因。中国社会正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应试教育制造出的"人才产品"，露出了更为刺眼的时代特色，那就是"应试型人格"的涌现。这种人格擅长模仿、抄袭和剽窃，以作弊和应付的方式完成工作；擅长放弃主体性，拒绝独立的价值判断，服从威权，按别人的思路行走；擅长在被规训的压力处境中生存，成为在集体和公务空间里说谎的能手；擅长从社会责任和义务中逃脱，因为在考试唯一标准的体制下，责任变得毫无意义。

　　应试教育就这样塑造了国民的畸形人格，不仅把他们变成滑稽可笑的考试动物，而且对未来民主制度的建构，形成最大的威胁。应试人格一旦进入民主程序，就会把民主当作考试，以应付考试的方式来完成投票程序，也即放弃民主的主体性，以顺从威权的方式来应对票选，从而令民主理想和社会进步，化为水中泡影。毫无疑问，应试教育引发的不仅是教育危机，而且是国民和国族的政治危机。

　　导致应试教育制度泛滥的原因，在于"考试决定论"——一种典型的后集权官僚主义的行政病毒。它确信考试是测试学生、选拔精英和解决社会分层的唯一途径。用频繁的考试和量化技术，制造繁琐的公务程序，大规模消耗管理成本，加剧官僚队伍的自我膨胀，而行政效率却在急剧下降。在某种意义上，应试教育就是官僚主义综合症的一部分。

　　治疗应试教育的病症，无疑只能从行政官僚制度本身入手，此外更无其它妙法。而作为教育职能部门，则有必要修正"以考试应万变"的教育方针，借鉴英语国家的经验，减少考试次数，取消各种无聊的考级项目，并最终取消高考，代之以高中会考，并从幼儿园开始，把想象力、创造力和反叛性，作为考核学生的重要指标。假如不从这些方面彻底矫治，那么，建立自主性创新社会的愿景，就只能是一幅美妙的画卷而已。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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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红:从为民作主到由民作主

　　正如"三农"问题一样，城市化是时下中国的热门话题。笔者感到，城市化与"三农"问题能够成为学界的热点，这本身就充分说明学界研究的深化和社会良知的回归。邓小平曾说过，我们不仅要承认自然科学研究比西方落后了，社会科学研究也同样落后了，要抓紧补课。恕鄙人愚钝，曾对邓公此言领悟不够。现在回顾二十余年来学术理论界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研究，深感邓公此话一点不假。

　　我们太擅作主张了

　　什么是城市化？简单地说，城市化实质上是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过程，也就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有三个关键性的城市化水平的指标，一个是城市化水平达到30%时，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一个是城市化水平达到50%时，进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再一个是城市化水平达到70%时，才能真正消除"三大差别"（工农、城乡、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建国后，由于户籍制度的人为限制，我国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从1950年到1980年三十年间，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从29%迅速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7%上升到30.5%，先进工业化国家由52.5%上升到70%以上。到1997年，全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已达46%，发达国家一般都在70%-80%，发展中国家也在40%以上，而我国仅为29.9%，相差甚远。我国有13亿人口，9亿是农民，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把绝大多数农民转移到城市来。中国城市化迟缓的关键原因在于学术理论界和政策决策层擅自"代民作主"，人为限制农民进城的结果。

　　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目前学术理论界的认识已经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并且大都认为我国面临着严重的"城市短缺"，严重滞后的城市化已经成为制约现代化的"瓶颈"，加快城市化进程，是中国在新世纪之初的战略选择。

　　毫无疑问，这种认识和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但在如何选择城市化道路上，二十多年来，始终存在着不同的争论，在"小城镇论"、"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以及"多元化论"等各种争论中，小城镇道路事实上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和官方的主流政策选择。持小城镇论的理论界和实施小城镇政策的决策层，其致命之处在于不触动二元社会结构的前提下，先入为主地假定农民不能进入大中城市，而又不能抵抗世界城市化潮流，于是就搞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0；&#0；小城镇主导战略。

　　笔者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在城市念完大学后，又回到农村从事十年的政策研究和经济调研工作，限于认识的局限，我也曾一度赞同"小城镇战略"，现在看来，这种肤浅的认识是有害无益的。小城镇论者至少有两大致命的缺陷：一是明显违背城市化发展规律。二是明显违背农民的意愿。国际经验表明，只有规模较大的城市才能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创造较高的规模效益，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科技进步力，较大的外部扩散效益以及比较完备的城市功能。事实已经证明，小城镇创造不出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大的规模效益和完备的城市功能，盲目发展小城镇还明显造成了巨大的土地和财产浪费，造成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我们知道，广大农民真诚地向往大中城市的美好生活，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谋生的8000多万打工者就是明证。小城镇之所以成为时下的主流，根本原因是囿于二元户籍制度的严格局限和对农民命运的擅作主张。可以肯定地说，那些身居大中城市却声嘶力竭主张小城镇的人，他自己就不会放弃大中城市而到小城镇去工作、生活。

　　农民最有发言权

　　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今年春节期间，我离开省城到湘西溆浦县农村作了一个月的"三农"调查研究，每到一个村，都围上了一大伙农民与我交谈，知悉我到农村调查的农民有的不顾十几里路之远赶来与我"见见面"，说说"知心话"。在此，我要感谢《南风窗》等报刊杂志刊登了我那些为农民说真话、道实情的文章，有些农民就是拿着《南风窗》杂志或者复印杂志上的文章来认识我的。在与这些纯朴、善良、真诚而又显得无奈的农民的倾心交谈中，我的心灵常常为之颤抖。我一次对农民说到当前执政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正在推进户籍改革，加快城市化等等，谁知其中一位农民突然冒出一句："我们农民随便由你们怎么摆，反正都是你们这些读书人出的馊主意。"

　　"农民随便由你们怎么摆"，说得多好呀。几千年来，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农民是任人摆布的动物和工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也是我们爱怎么"摆"就怎么"摆"，从来没有征求农民的意见，农民也从没有平等地参与制定游戏规则。半世纪以来我们通过二元户籍制度把农民摆在"农村"不许动，不许进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学术理论界和政策决策层仍然沿袭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随便"把农民摆这摆那，从来没有问过也从没有想到要问过农民是愿意到农村还是愿意到城市、愿意到小城镇还是愿意到大中城市生活。时代发展到今天，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我们希望拥有"话语霸权"的主流学者和政策研究专家，在脑子里要树立宪法观念，要在保障公民自由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开展探讨和研究，提出对策和建议，不要再做出事与愿违的"馊主意"了。

　　既然城市化是农村人口非农化的过程，那么，农民就应该最有发言权。

　　让农民自由选择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只要给农民自由，农民就会创造出惊人的历史奇迹。"我也坚信，只要还给农民迁徙自由、择业自由，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追求幸福的自由权利，那么我国的城市化会得到快速的发展，"三农"问题的症结也会迎刃而解。

　　我国城市化的严重滞后以及城市化道路的争论，其实质在于对农民自由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学术理论界和政策决策层常常表现出一种"霸道"的"为民作主"、"代民作主"的作风，根本没有想到"由民作主、让民作主"。

　　朱总理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羁绊，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作为学术理论界和政策研究专家，也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自觉地与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彻底决裂，牢固树立民本、民权和宪法意识，充分尊重农民作为共和国公民的平等权利。只有这样，我们的学术理论和政策研究才能走出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代民作主"的阴影。

　　可以说，笔者称得上一位正统的"科班出身"，受过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到研究生的正规教育。在十多年的受教育中，我感到我们现行的教育模式存在着一个最重大的却尚未引起全社会重视的战略性失误，这个失误决不是"应试教育"这样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关乎中华民族文明素质的大问题，这就是我们没有培养学生（公民）的宪法意识。这就使得即使受过良好教育、拥有高文凭的人，纵使"学富五车"，却也没有宪法观念。这些人一旦走向社会，走上领导层、走上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他们思考问题，制定政策，往往是在忽视农民作为公民的宪法权利下作出的。笔者深深感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祸害就是对中国宪政民主进程的骤然中断。这就是为什么半个世纪以来，国家人为地把农民限制在农村；这就是为什么二元户籍制度至今难以彻底改革；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借口"城市病"而主张发展小城镇，心安理得地把农民安置在农村和小城镇了事；这就是为什么处在城市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都与农民无缘。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8000多万进入大中城市的打工者，却被人为地称之为不伦不类的"农民工"而享受不到城市职工平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英国的圈地运动使农民失去土地而成为工厂的工人，难道他们也应称作"农民工"吗？

　　对于那些自己身居大中城市却极力主张小城镇的人，笔者有二问：一是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们自己愿意放弃大中城市而到小城镇去工作生活吗？二是你们说大中城市有"城市病"故不宜让农民进入大中城市，那么你们自己为什么要心甘心愿呆在有"病"的城市而不愿到农村去享受"无病"的健康生活？可见，那些主张小城镇的人本身是多么的"虚伪"，他们之所以如此，实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各学科互相分割、封闭导致其知识的贫乏和长期以来人治盛行导致宪法观念的缺乏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大大转变思想观念，不勇敢正视活生生的现实，不真诚面对焦虑的农民，不唤回社会良知为农民说真话，这些人惮精竭虚的"研究成果"和"对策建议"，只不过是农民所说的贻而无穷的"出馊主意"。

　　加快城市化，让农民自由选择吧。

　　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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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网络为何总妖魔化央视？

　　"一个央视人的抱怨：网络为何总妖魔化我们？"这是最近比较受关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作者是央视的郑根岭先生。这篇文章举了三个例子，说明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种媒体"如何不顾事实，"想当然"、"见风就是雨"、以讹传讹。一个是网民批评主持人海霞在播报洪水新闻时说"老百姓像过年似地"，作者认为这是一个误会和歪曲；一个是央视清理临时人员，和"纸馅包子"假新闻事件并没有直接关系，不应该把二者扯到一起；第三个是央视员工收入，"普通央视职工的收入"还比不上别的城市一些报社编辑记者的收入。

　　有人跟作者辩论这三件事的真伪，比如传言央视人收入高并非说的是"普通职工"，文章在玩偷换概念的游戏。不过我在想，就算这三件事都搞错了，又何至于"妖魔化"了呢？如果作者要谈的就是这三件事，那么应该用更平实一点的"误解"、"失实"等词语，否则也难免有"见风就是雨"的嫌疑；如果作者本意就是要谈"妖魔化央视"，那么举的例子不应该是这些，这显然有点避重就轻了。

　　网络有没有妖魔化央视？我想是有的。比如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说："做人不要太CCTV了。"这句话的大意是，做人不要假模假式、欺行霸市、阿谀奉承、见利忘义等等。这些显然是抽象的表达，跟央视的某个具体的节目或具体的人的形象未必相符，甚至完全相反。作者认为海霞被妖魔化我是不同意的，有人认为海霞说错了，但是没有人认为她就是妖魔。以我个人的见识，央视有很多好人。话又说回来，就算海霞是天使，也未必能改变有人妖魔化央视的冲动。就像我说专制愚昧是中世纪黑暗时代的一个特征，而你非要跟我辩论说那时候也有很多好人一样。

　　"网络为何总妖魔化我们？"对央视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好就好在它可以用来反躬自省：央视有没有搞假大空？有没有搞垄断？有没有利用权力资源去赚钱？这些问题未必全是央视人的问题，但一定是央视的问题。假如有一天央视没有这些问题了，还是被妖魔化，那么也还是应该先问自己：误会是怎样发生的？是不是自己太封闭了，让人了解不够？

　　一般性的误会、失实甚至谣言并不是妖魔化，妖魔化比这些要严重得多。既然视之为妖魔，那就是非我族类，难以沟通，无法共处，一旦发生冲突，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历史上，有过很多一个人群妖魔化另一个人群、一种文明妖魔化另一种文明的事实。但是，现在有人动辄就说自己被妖魔化，则有些夸大其词了。当"妖魔化"被用来喊冤叫屈的时候，它往往脱离了事实层面，直达情绪的峰巅，成为诛心反击战。就现代"政治正确"的观念而言，把对方视为妖魔，无论如何都是不对的。所以，当我说你妖魔化我的时候，在讨论事实之前，我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宣布你的动机可疑。

　　这种做法的流行，始于十年前的一本书《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该书说的是美国出版和新闻业中对中国的不实描写和报道，不过老老实实研究这些描写和报道有多么不实、中国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我们可以从这些批评中思考什么并不是作者的本意，很多读者也不在意这些，甚至根本不用读这本书，从书名中就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也正是作者想要传递的一切：他们竟然妖魔化我们！太坏了啊！是可忍孰不可忍！显然，这本书所激发的民族情绪远远盖过它应该讨论的事实。更糟糕的是，它使"妖魔化"成为一个喊冤叫屈的流行词，成为被批评者拒绝反省、倒打一钉耙的最顺手的借口。所以，如果想要认真讨论问题，还是少用"妖魔化"这个词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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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淡水暖:低素质人拖了深圳现代化的后腿吗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 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当年，那位老人在划圈的时候，可能没有想过，这座城里的"座座城"和"座座金山"应该是属于"谁的"，因为他坚定地认为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那"这座城"的归属也必然是全体中国人民、特别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因为在"这座城"的政府大楼前，毕竟还飘扬着五星红旗。

　　但是，最近几天，有人出来抱怨了，为什么呢，因为"大量低素质人群涌入了深圳"，因而"使深圳将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推后了5年"，好一副"高素质主人"对"低素质乞丐"的不屑与怨愤。所以，"高素质主人"要"我认为深圳的人口研究工作要做好基础研究、特色研究和超前研究。"了，何人的口气如此高昂与矜持呢，原来是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教授杨立勋先生，从杨先生的言谈，显然是站在"主人翁"的高度、有"主人翁"的"责任感"而发，由此，"主人"以素质划线，把"暂时"或者"永久"居住在深圳的人群分了三六九等，显然，杨教授自己把自己划在了"高素质"之内。

　　当然，我们还是听出了杨教授的弦外之音，就是要实现深圳的"现代化"，必须解决"大量低素质人群涌入了深圳"的问题，才能够解决"因为有10多个现代化指标不能如期完成，影响了深圳的现代化进程。"，何等的理想主义。不过，按照草民的观点，这个是梦想，或者说是妄想。

　　本来，一些地区或者"这座城""率先实现现代化"，就是很不公平的做法，中国的特点是人口众多，资源人均占有量及其有限，这些年来的发展模式，特别是深圳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是建立牺牲了内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利益，保证了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的。最为简单的一个范例，就是一些为广东供电的"西电东送"的省份，在今年夏天用电高峰的时候，守着大型电厂，都要拉闸限电，保证广东的用电，并且，居民电价居然与广东居民电价相差无几。然后，沿海的加工工业把中西部的原材料加工成轻纺产品，返回内地赚钱，一来二去，形成剪刀差。其结果是，"这座城""率先"了，更多的地区更加"落伍"了。

　　就深圳而言，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建设起来的，当时，所有中央各系统的工业、企事业单位、各省市甚至省以下城市，都在深圳投入大量资金，搞基本建设，许多中西部地区的三线大企业，包括航空、航天系统的企业，都花大价钱在深圳开"窗口"，正是这些原本可以投资在当地的巨额资金和物质资源的支撑，才"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至于港澳台、国外资本家，是冲着有这些基础才来的，并不是什么"散财观音"。

　　在深圳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出力最多，流汗最多，收获最少的，恰恰是"大量低素质人群"，有解放军工程兵部队集体转业的官兵，有进入各个工地干最苦最累的简单工种的农民工，有在各个资本家工厂内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有在各种三产中从事低收入劳动的服务员等等，没有这些人，何来深圳的今天。

　　特别是深圳的户口政策，长期只允许少数"高素质"中的"高素质"人口入户，以至于最荒唐的时候，300万常住人口，只有30万人有常住户口，这种"户口歧视"所带来的"好处"，就是社会福利开支，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开支只面对极少数"高等市民"，既减轻了政府负担，又大量造成许多人在付出数年、十数年青春年华之后，抱憾离开曾经付出了太多的地方，因为青春已逝，昭华难留，总要安家立命。

　　现在，以杨立勋教授为代言人的既得利益者们，开始嫌弃"低素质"人口来了，说是误了他们实现"现代化"的好事。说得倒是轻巧。

　　第一，既然是举全国之力建设起来的，就有准备承载举全国之力的后果，这种人为地拉开发展距离，把一些"特区"、中心城市、大都市，比如北京、上海等搞得花团锦簇，而其它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严重滞后，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引来大量人口的蜂拥而入。你把深圳搞得与内地如此大的差距，你自己都奔了去"现代化"，就不许别人去？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既然是高唱、欢呼"座座金山"，在如此物欲横流的今天，精英们不是大肆诅咒"大公无私"么，难道就许精英们自私自利地呆在花团锦簇中，别人就活该"大公无私"，呆在"落后"中？

　　第二，经济学、社会学精英们不是为农村的闲置劳动力和失地农民找到了"向城市转移"的美好"出路"么，说是农民一"进城"，立马就"皆大欢喜"，现在不是流动多了，而是流动的还"很不够"，大批的农民"进"了城，从事最底层的脏活、累活，"高素质"们的轿车经过的马路洁净了，化粪池掏干净了，怎么一到算"现代化"账的关口，"因为有10多个现代化指标不能如期完成"，又如此不待见在底层干活的"低素质人口"，难道"现代化"只是"高素质"们的专利。

　　第三，何谓"高素质"，杨立勋教授的"人口规范、科学"管理思路很能够说明问题"可以考虑通过建立投资移民、纳税移民、特长移民、美德移民的体制来实现人口调入。"，可以看出，所谓"投资、纳税、特长、美德"的标准，无非是投得起"资"的、纳得起巨额"税"的富豪们；再就是有所谓"特长、美德"的知识精英们、社会贤达们，只有这些人才能够解决"10多个现代化指标"如期完成的"任务"。非此，从事低收入劳作的芸芸众生，是不在"10多个现代化指标"之内的。但是，"高素质"者就未必真的"素质"高，特别是对国家的忠诚，对社会的良知，比如CCTV报道的深圳系列惊天大骗案，诸多"空壳"公司用假合同、假出口订单，诈骗内地落后地区企业的巨额资金，一个周期（20来天）的空手道"利润"达到数百万元，奇怪的是，深圳的工商、公安、法院拒不受理受害人的投诉，窃以为，那些精心诈骗的骗子，其"素质"就不低，但其肮脏与卑鄙，一点也不让在街头抢劫的"低素质"混混。

　　所谓"大量低素质人群涌入了深圳"从而"使深圳将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推后了5年"的思维，是一种把中国人分为三六九等的"高等华人"思维，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代表了一种思潮，就是一些把握了公共话语权、在近年来的权贵、富豪、精英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中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知识精英的思想的真实流露，前有"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社会的进步大部分要靠是像科学家、法律工作者、知识分子这些高收入者的推动"论，后有经济学"泰斗"张维迎的"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富）人"论，再有"社会学家"杨立勋教授的"大量低素质人群涌入了深圳"论，其核心就是一个"高等华人"论。

　　不知道"精英"们是真蠢还是装蠢，"三个代表"明明写着"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凭什么说"大量涌入"的"低素质人群"，拖了少数富豪们；的知识精英们、社会贤达们心目中"现代化"的"后腿"，不客气地说，没有最广大地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代化"，谁的"现代化"也是虚幻的，哪怕他们的"素质"再高。无论"现代化"或者不是"现代化"的地方，都不是"高等华人"一己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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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淡水暖:矿工的血和私有矿主的四千亿财富

　　山西又发生矿难了，这次的矿难后果很惨烈，被国家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指为是2006年以来全国发生一次死亡人数最多的特大事故，共有108名矿工瞬间与家人阴阳两隔，中国底层劳动者的血，再次染红了私营矿主们得以暴富的黑色的煤块。煤矿是高风险行业，完全避免矿难并不现实，但是事关矿工的生命，生命无价，生命没有再来的机会，尽可能消除矿难发生的苗头，尽可能减小矿难发生后的伤害，应该是煤矿拥有者、管理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自从山西大规模允许私人经营煤矿以来，一次又一次的矿难现实告诉社会公众，在对待矿工生命权利和矿难后对遇难矿工的救助、善后方面，其冷漠、无耻、毫无人性，完全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的描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这次山西发生特大事故的临汾市洪洞县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新窑煤矿，记者说属于所谓"民营"性质，草民不明白，说一个"私"字有什么不理直气壮的，非要拐弯抹角地、半遮半掩来一个"民"字。投资这个煤矿的资本家从获得煤矿开采权的那一天，其投资的每一个铜板就开始往外冒坏水，可以说在"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据《新华网》报道，该煤矿煤矿核定能力为年产21万吨，国土部门批准可以采2号、3号煤层，但安全许可证和生产许可证只允许采2号煤层。但资本家疯狂地把产量提高到50万吨/年，最丧心病狂的是，资本家置国家矿产资源相关的法律和安全生产于不顾，在矿井设计时就把煤仓布置到9号煤层（国家没有批准其采挖的煤层），将主斜井打到9号煤层（实际上一开始就做好了当小偷、强盗的准备）。2005年矿方就开始在9号煤层掘进，从2006年2月起开始出煤，疯狂地盗采国家煤炭资源。在这里，国家法律在资本家眼里成了一纸空文，完全丧失了约束力。

　　这种贪婪无耻、丧心病狂的盗采滥挖，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人为地制造安全隐患，经过技术专家鉴定，此矿本属于低瓦斯矿井，但由于盗采需要掩饰，超负荷生产需要超过矿井容纳能力的矿工下井，通风条件恶劣，导致惨案爆发。事后，与其它矿难一样，资本家一如既往地采取了种种手段拖延抢救，逃避责任，矿主和"高管"已经遁去无踪。之前，人们还见识过无良资本家把尚未断气的矿工置于野外，偷偷烧毁矿工尸体的禽兽行为。矿难一发，资本的每一个铜板的毛孔，就开始滴血，矿工的血。

　　先撇开矿难不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第九条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矿产资源，其开采，其收益，怎么就集中到了极少数人手里，早就有媒体报道过，山西一些产煤区的乡镇，煤老板的年收益平均达500万之巨，而当地村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500元，差距达1万倍，这种分配态势为什么没有得到制止或者说句时髦的话叫"调节"？如果那山是国家所有，其收益理当大部分归于全民享受，如果那山是集体所有，其收益理当大部分归于全体村民。

　　然自由资本主义信徒的经济学家得意地告诉人们，这叫做"按要素分配"，但草民理解，就矿产而言，怎么说资源的也是"要素"中最大的一个部分，但分配时却几乎都倾斜到资本那边了。荒唐的是，这件事"有关方面"虚而待之，如果民众的声音出来质疑，马上就有泰斗呀、贤达呀、大师呀出来哭喊，"不要向富人开枪"呀、"保护非公经济"呀、"保护富人就是保护穷人"呀、叽里咕噜呀。这回穷人死了108个，富人绝尘而去，那位连篇累牍地扬言"就是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家"，面对这血淋淋的现实，不知道将如何"说话"，如何"办事"。

　　相关方面为"坚定不移"地培育这批"要素"所有者或者说矿产资本家，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比如去年开始实行的"以资源换安全"的方针，把采矿权让资本家"买断"或者说"私有化"，其理由是"要素"变成资本家"自己"的了，他们就"懂得了珍惜"，会大力投资安全设施，当时草民是置之一笑的，利润最大化的本性满足还来不及，哪里有增加成本的冲动。资本是没有心肝的，它们并不因为"怀柔"而手软，新窑煤矿是2005年开始新建的，21万吨的产量，并非小煤矿，且之前山西已经有大量矿难的先例，但资本家一开始就没打算守法经营，一开始就置矿工的生命安全为尘土。这种现象，当地的主管部门是不想管还是管不了，或者是另有蹊跷。

　　就在这种大环境下，私营矿主们或者说资本家们积累财富的速度是惊人的，山西的这个群体的私人财富，不敢说"富可敌国"，但"富可敌省"是有可能的，去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是3万亿，山西是"不发达地区"，财政状况好不到哪里。《第一财经日报》有篇报道，题为"山西煤老板4000亿资金流入新疆开发煤矿"，报道称，目前山西省民间煤炭老板手里至少有4000亿元的资金在寻找新的投资出路，"至少4000亿"就还有"至多N千亿"，而代表这4千亿以上金融财富的，只不过区区数千个大小资本家。山西人口为3千多万，煤炭资本家的数目与总人口之比，不过万分之几而已，这比中国整个贫富人口分布的大格局还要残酷。

　　至少4千亿的财富的积累，已然是伴随着一声声凄厉的矿难报警，是建立在众多矿工的累累白骨之中的，是浸泡在众多矿工的如河般的血泊之中的，以往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读到的关于资本XX初期野蛮积累的干瘪的观念，算是有了一种亲历的体验。

　　但是，4千亿的主人们并非只满足于在北京买价值数百万、上千万的豪宅，并非只满足于一次性买下价值百万以上的20辆进口高级越野车，4千亿还不足以填满饕餮大口，用"家"、"师"们的话说，还要"增值"，还要追逐更大的利润。然这批资本家只有一个专长，就是"挖"，先挖滥了山西，山西煤炭剩余保有储量1532.3亿吨，按25%的平均资源回采率，实际可采量仅有268.1亿吨。如以3.5亿吨/年的开采能力计算，可开采年限仅为76年。而新疆煤炭资源预测总储量达2.19万亿吨，占全国总预测储量的40.5%，居全国首位。4千亿们就开始蠢蠢欲动了。

　　草民想，曾经被郭兰英颂唱为"人说山西好地方，鱼肥水美五谷香"的山西，如今已经被挖得满目疮痍，河里的水漏干了，地面塌陷了。新疆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如果任由4千亿们如蝗虫般地蜂拥过去糟蹋，后果堪忧。山西的矿难未已，新疆的矿工们自求多福罢。

　　如果说与"科学发展观"对立的是"庸俗发展观"、"野蛮发展观"，那酿成无数惨剧的，不择手段地掠夺性滥挖国家矿产资源的4千亿们，就是"庸俗"、"野蛮"的代表。他们根本不是在"发展"，而是在造孽，矿工的血泊与4千亿财富，就是造孽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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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猪肉价格如何“宏观调控”

　　在我看来，猪肉涨价时，宏观调控是没有作用的。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稳定猪肉市场方面无事可做。

　　猪肉涨价了，央行和财政部都高度紧张，加息、补贴都用上了。

　　在我看来，猪肉涨价，大可不必紧张，更没有必要"畏猪如虎"地挥舞宏观调控的大棒。其实，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猪肉价格半年内必然回落，到明年8月猪肉价格就会跌去30%多。我这个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二：

　　第一，生猪经济是低门槛经济，我国有数亿个生产主体，并且不受区域性限制，任何地方都可以生产。加上我国生猪生产专业化、社会化水平在很多地方已经很高了，一个70岁的老人，甚至一个残疾人，一年也可以轻轻松松出栏数百头生猪。一般而言，只要有利可图，生猪供给6-8个月就可以明显改善。但由于母猪从喂养到受精产仔的周期要1年多一点的时间，所以，受母猪生产周期较长的约束，猪肉从涨价到价格回落，大约需要20个月。如果本次猪肉涨价从2006年12月份算起，价格回落到正常水平应该在2008年的7月前后。

　　第二，生猪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大阵营势均力敌，生产者不能控制市场，消费者也不能控制市场。只要政府部门不和猪肉经营商合谋，猪肉价格几乎完全由供求状况决定，市场机制起作用，猪肉价格的涨落是遵循市场规律的。正常生产水平下，小猪出生到生猪出栏，大约需要6个月。

　　在猪肉供应短缺的时候，约束生猪生产和供给的瓶颈是母猪数量有限。要在短期内增加母猪的数量，央行和财政部几乎没有什么好使的宏观调控措施。

　　措施一：央行加息。这加息既不能增加母猪的数量，也不能激励母猪早产仔、多产仔。央行PK母猪，给人滑天下之大稽的感觉。

　　措施二：财政补贴穷人购买猪肉。穷人难得到补贴且不说，假如穷人得到了补贴，这猪肉价格不就涨得更高了？补贴不就白补贴了吗？

　　措施三：财政补贴生猪生产。财政补贴生猪生产者，是为了激励养猪积极性。猪肉涨价时，这个措施是错误的，因为猪肉涨价时，生猪生产者不是没有生产积极性，而是子猪数量有限制约了生产。

　　措施四：财政补贴母猪生产。猪肉涨价时，补贴母猪生产者也不对，因为母猪生产者积极性非常高，母猪生长周期较长而无法缩短是刚性的。恰恰相反，猪肉涨价时对母猪生产进行补贴，对快速改善猪肉供给、稳定市场不仅没有好处，还会导致母猪数量非正常增长，埋下猪肉价格快速走入下一个谷底的祸根。市场经济，有暴跌就有暴涨。这不仅不利于猪肉市场的长期稳定，只会加剧市场大起大落。1980年代以来，我国的猪肉市场价格，暴涨（毛猪价格7元/斤以上）到暴跌（毛猪价格2.5元/斤以下）的轮回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大约3-4年一个周期，这与政府调控措施不当高度相关。既伤害生猪生产者，也伤害消费者。

　　在我看来，猪肉涨价时，宏观调控是没有作用的。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稳定猪肉市场方面无事可做。如果政府想有所作为，应该是在猪肉价格快走入低谷（不是涨价）的时候，集中资源对母猪基地的母猪饲养大户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或贴息贷款，以尽量保存母猪基地的母猪存栏数量，便于在猪肉供应短缺的时候快速恢复生产和供给，稳定市场。当然，还可以储备一定数量的猪肉。如果这样做了，猪肉涨价到价格回落的周期就可以缩短为10个月左右，幅度也会小很多，完全可以避免暴涨暴跌。

　　猪肉涨价，增加供应，关键是要增加母猪的数量。央行的领导们请注意：加息PK母猪不好使。在猪肉涨价时，央行最好不要动作，这个事交给市场好了。财政部领导们请注意：财政部有钱就花在母猪基地的母猪身上，并且要在猪肉价格快下降到正常水平以下的时刻，主动给母猪送温情。

　　猪肉供需问题，市场机制是可以调节的，政府不要太多操心。市场大起大落往往就是政府操心操出来的。如，在涨价的时候胡乱补贴，就埋下了大起大落的祸根。

　　政府应该慎重挥舞宏观调控的大棒。如果政府实在想有所作为，也必须顺应市场机制而为。

　　作者为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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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九十年代的三农政策基本错误

　　一，问题的提出

　　1978——1988年的11年，是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蒸蒸日上的11年，也是农业、农村和农民推动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11年；1988——2001年的14年，虽然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4年，但却是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村凋敝和农民生活艰难的十四年。十四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占了28年改革进程的一半；9亿多农民不是一个小数字，占中国人口的70％多。在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为什么会出现大范围、多人口、长时间经济凋敝和生活艰难呢？ 这是不能不反思的大问题。

　　二，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90年代以来的农民和农民工政策是错误的。

　　近一百多年，总体上看，是不断解放农民（赋予农民权利）并将农民逐步纳入国家现代制度体系的过程。但90年代的农民政策却是逆潮流的，农民在教育、卫生、养老等方面的权利不仅没有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提升，反而下降了。最明显的指标是，90%以上的教育、卫生、养老等公共资源非农化，农村一度出现大面积读不起书、看不起病、连五保户都无人管的现象；农民作为中国改革的开路先锋，其政治权利不是上升了，反而下降了。最明显的指标是，农民和农民工所占的干部和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比例不是上升了，而是大大下降了。

　　一百年来，也是农民转变为工人的过程。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工资在城市安居乐业，并维持其劳动力生产、再生产和养老，这是现代化进程中不二的规则。但90年代以来，从农村转移出来的近2亿农民工的绝大多数，至今不能在城市安居下来，也没有进入社会保障体系，更无任何政治权利；更为可悲的是，有7％的农民工受伤致残，丧失劳动能力而成为社会的弃儿。

　　连续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太平盛世，既是少数人资本原始积累和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广大农民和农民工付出增长和繁荣代价的过程。

　　其次，90年代的农业政策是错误的；

　　1985年以前，我国农产品全面短缺，增产就能增收，以"劳动密集+技术密集"为主要策略的"追求数量增长效益阶段"的农业政策——家庭承包经营，无疑是正确的。但1986年后，我国大宗农产品已经自给有余，增产不能增收，标志着我国的农业进入"追求价格增长效益阶段"。农业发展策略应该转向"资本密集+农民组织密集"。小农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获得农产品附加值和议价、定价的权利，才能获得"价格增长效益"。但遗憾的是，90年代，不仅没有发展出新农民组织，相反，错误的政策导致既有农民组织正在逐步走向解体。

　　90年代以来，农业政策从三个方面摧毁了既有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

　　第一个是土地制度改革。1977年到1988年的土地制度对农民最有利，农民集体有权用土地发展乡村企业，农民不仅可以分享土地农用收益，也能分享土地非农用的绝大部分收益。1988年后，《土地管理法》出台，特别是94年财税体制改革后，政府剥夺了农民组织将土地"农转非"的权利，并逐步弱化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土地制度朝着"国家所有+农户永佃"的方向演变，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资本化）增值收益的权利基本丧失；2000年前后，随着"三提五统"和"农业税附加"的取消，农民组织分享土地农用收益的权利丧失，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名存实亡了。土地所有者获取地租的权利被取消后，作为农民组织存在的核心经济基础被彻底消灭了，这等于判决了"以土地合作为核心"的社区性农民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死刑。

　　第二个是经营体制改革。进入90年代，部门垄断又回来了，农药、种子、粮食专营和生猪定点屠宰，把八十年代发展的乡村集体企业全部压垮了。农民组织起来分享农业产业延伸（农产品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等等）收益的发展道路，被封死了。

　　第三个是乡村企业的强制性改制运动。进入90年代，在中西部地区的乡村企业不堪重负的时候，外资却在享受超国民待遇而大举进入中国的沿海地区，并且沿海地区作为经济特区却依然享受1978——1988年"集体土地非农用"的特殊待遇。沉重的税负和不平等的竞争，给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雪上加霜式的打击。主流对中西部乡村企业和农村经济凋敝的解读是"思想不解放"和"管理落后"。在政府的强力主导下，中西部农村进行了一场逼迫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农民（组织）的"集体经济"改制和解体运动。有钱有权的人，借政治性"改制"运动之势，大肆低价或无价拿到农民组织的企业和自然资源，"改制"几乎成为了"抢劫"农民组织经济基础的运动。笔者是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的。改制了，就是思想解放，就有财政的产业化资金扶持和金融的信贷优惠；不改制，就是思想不解放，不仅无经济优惠政策，政治上也有压力。这样的"改制"，既违背了市场经济所有制平等和经济主体平等的原则，更违背了村民自治原则。但实践已经证明，"思想不解放"，依然坚持集体经济的7000多个村子，现在都发展得很好，成为了全国各地政府所树的新农村建设典范。

　　上述三板斧，导致了绝大多数既有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的全面瓦解，绝大多数的农民组织名存实亡了。

　　90年代不仅消灭了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还选择了扶持"资本家带小农"的发展策略，走上了扶持资本家剥夺小农的"菲律宾发展道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90年代以来，政府宁可扶持垄断部门或私人资本家垄断农村金融，也不允许农民组织搞资金合作社，这实际上是扶持官商勾结的金融资本家剥夺小农。

　　第二，90年代以来，政府给所谓的龙头企业（私人企业）免税和财政金融的大力扶持，而农民组织起来办点小企业不仅得不到优惠政策，并且还要纳税；农产品流通资本家有进城的绿色通道和优惠政策，而农民进城卖农产品却有各种各样的障碍。这是政府在扶持工商业资本家剥夺小农。

　　第三，进入90年代，农业政策反80年代而行之，除扶持传统计划经济部门对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垄断外，政府也在扶持"改制"后的所谓龙头企业垄断局部的生产资料市场。这实际上是政府扶持生产资料生产和经营的资本家剥夺小农。

　　上述三招，实际上限制了小农只能在农产品生产领域刨食。这就是9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凋敝和农民生产生活困难的重要原因。假如没有近2亿农民工的打工收入维持"小农家庭经营"，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早就破产了；假如长期依靠农民工收入维持"小农家庭经营"，中国的城市化就是海市蜃楼。这样的农业发展和城市化战略下，再过20年，中国将有4亿、甚至更多人处于城乡流动之中，这更是中国转型不可选择的死路。

　　"扶持资本家带小农"的道路，50年前菲律宾就走过，菲律宾也因此由亚洲的典范，衰落成了亚洲的二三流国家。日本、韩国、台湾，用了一百年的时间，限制资本家下乡剥夺农民，扶持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始终坚持城乡协调发展，日本、韩国、台湾都超过了菲律宾。

　　90年代的农村政策是错误的。

　　90年代以来，政府集中经济发展的一切成果，用于大城市规划和建设，连公共教育和医疗资金也几乎全部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城市开发区政策，实质是以行政垄断的方式，剥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机会。不仅如此，还用极不平等政策为城市发展而剥夺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只要农村的土地，不要失地农民；只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成为市民；将农村的各种生活物品低价吸收进城，却将农村变成城市的免费垃圾场。城市变成了欧洲，农村几乎到了"无河不断流，无水不污染"的地步。

　　90年代以来，市场规则泛化，公共资源的配置也按照市场规则配置。好老师进城了，好医生进城了，并且一反80年代农村干部、教师、医生工资收入高于城市的政策，城市干部、教师、医生的工资反过来比农村干部、教师、医生高出了许多。优质公共资源只为"精英"人群服务，吃财政饭的人不再是人民"公仆"，成为少数人的"家丁"了。农村孩子读书要进城，农村人看病要进城，读书要择校费，看病要红包。孙立平惊呼：社会断裂了！

　　三，农村政策还在错误的轨道上

　　2002年以来，中央政府将"三农"工作列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五个统筹"的科学、和谐发展思路，2005年对新农村建设进行了战略部署，使"三农"问题有了很大的缓解。但是，90年代以来的错误路线并没有得到彻底反省，很多错误还在继续，使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努力事倍功半。

　　主要的表现有：

　　第一， 农业政策依然基本错误。农业在1986年就进入"追求价格效益"的发展阶段了，但现在"追求产量增长效益"的农业政策依然占主导地位，"追究价格效益"的农业政策还没有进入决策层面；而东北、新疆、东南沿海等地区的农业已经进入"追求市场（份额）效益"发展阶段，但其农业政策还没有进入思考的层面。增产减收、减产减收、稳产也难稳收的局面，还是农业发展的常态。最近几年，鼓励外资企业收购大豆加工企业和在沿海兴办农业园区的做法，实际上是将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和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国际市场，拱手让给外国企业和农业组织，这是非常危险的错误。

　　第二， 防疫、水利等服务市场化方向依然。关于水利、防疫等服务，十几年来一直是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农业服务的市场化道路使小农更加弱势。必须扶持农民组织起来，走小农组织化自我服务之路。

　　第三， 最近连续的几个一号文件表明，政府依然将增加农民收入的希望，寄托在"龙头企业"的身上，对扶持资本家剥夺小农的政策丝毫没有反省，像东北豆农那样，小农面临大面积破产的风险是实实在在地存在。

　　第四， 政府的"支农资金"依然是权力配置和官商勾结的"市场化招标"，强者受惠。"支农资金"从中央到地方，绝大部分成为了部门和基层政府的"福利和预算外收入"。

　　第五， 政府还在将"八亩九块"30-50年不变的"承包制"作为农村不可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限制了农民选择新生产关系的自由，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六， 当下进行的"林权改革"和《物权法》草案，都存在否定"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强化"国家所有+农户长期承包"的倾向，这也是反村民自治的。

　　第七， 不少地方的煤矿等集体企业和森林等资产的经营体制改革，还在继续犯强制"私有化"的错误；

　　第八， 村民自治制度名存实亡，村民自治组织正在逐步被乡镇政府"改造"为计划生育执行小组；

　　第九， 生猪重新定点屠宰是错误的，丝毫没有纠正的迹象；农药、种子、化肥重新专营的政策是错误的，有进一步走向部门垄断经营的迹象；

　　第十， 国家银行退出农村农业，农村信用社的农民主体性越来越不可及；准许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不许农民专业经济组织搞合作金融，更是错误的；

　　第十一， 扶持西部生态脆弱的地方搞"开发式扶贫"，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地方，人口再生产、经济再生产、生态在生产无法循环起来，开发的结果只能是更加脆弱和贫困的恶性循环。但这个错误还没开始反省；

　　…… …… ……

　　在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农民和农民工代表和委员越来越少；在各级干部中，从农民和农民工产生的干部越来越少；

　　资本家可以成立自己的组织，吸毒者也可以成立自己的组织，但不许农民和农民工成立自己的组织；

　　工人盗窃了老板的财物，几乎没有不坐牢的；老板拖欠了工人的养命钱，几乎没有坐牢的；老板的财产权高于工人的生命权，这是错误的！

　　干部和垄断国企工人的工资制度，是保障其养育子女、赡养老人、养老医疗、甚至再教育和供车供房等待，但农民工的工资制度就是保障不饿死，保证四十岁前还可以继续干活，农民工的工资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是错误的！

　　…… …… ……

　　四，农村改革思路要向80年代回归

　　80年代的改革，是改革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给农户和农民组织放权、给基层政府分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经济改革方面：把农民从公社中解放出来——家庭承包经营，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把农民从农地上解放出来——发展乡村企业和多种经营，解决了商品短缺的问题；把农民从农村中解放出来——进城打工经商，推动了国企改革和外向经济。可以概括为："民营向前进"，"国营向后退"；在政治改革方面：成立村民自治组织、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概括为："民权向前进"，"官权向后退"。在80年代的农村，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逐步得以建立，政企分离，党政分离，上下分权，由人治走向制度管理和法治；整个农村社会都孕育着新秩序和创造活力；80年代农村、农业、农民和农民工的发展推动着整个国家的发展，农民和农民工能够同步分享发展的好处，整个社会都充满了希望和和谐的氛围。

　　80年代的改革，也可以用"多予、少取、放活"六个字来概括。

　　90年代的农村改革正好相反，"国营向前进"、"民营向后退"："官权向前进"、"民权向后退"。也可以用六个字概括："不予、多取、管死"。

　　毫无疑问，农村改革思路应该向80年代回归，核心是"放活、扩权"。当然，不是简单地回到80年代，当下的"放活、扩权"，重点坚持以下四条：一是农业政策要以扶持农民"追求价格效益"为根本，以"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组织密集"为策略，以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或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为着力点。金融、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倾斜，优先扶持农民组织发展农村社区土地金融、农产品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供应、区域性农产品和生产资料超市等等。二是土地政策要以归还土地所有权于农民集体为目标，废除征地制度。让土地所有者按照市场原则分享土地农用和非农用地租，由农民组织依据《村民组织法》自主决定集体土地产权经营形式（包含个人所有和经营）及其收益分配方式；村民或社员退出集体时的地权补偿，也由村民或社员民主决定。三是农民和农民工政策要以实现农民和农民工平等公民权力为目标，以大幅增加农民和农民工在各级党组织、人大、政协中的代表名额为策略，在乡镇一级逐步推行乡镇长和县以上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扩展农民和农民工参政议政和政治上的上升空间；以公共财政逐步同等覆盖农民和农民工为着力点，彻底消除身份歧视。四是农村政策要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为目标，以逐步建立 "城乡平等交换"的政策体系为基本策略，以新农村建设为着力点，实现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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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中国的通货膨胀

　　报载：与去年十一月相比，中国今年十一月的物价指数上升了百分之六点九，是一九九六以来最高的。曾经说过，因为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了百分之十，今天的通胀其实高于公布的。这里不管国际币值上升的关系与含意，只管这百分之六点九的性质与因由。

　　曾经说过，百分之五以上的通胀率是不应该接受的。分类再看，农产品占指数统计的三分之一，上升了百分之十八点二；非农产品占三分之二，上升了百分之一点四。农产品相对非农产品的价格是上升了，上升得快，基本是好现象。这些年农民转到工商业去的甚众，上述的相对价格转变理所当然，而如果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不升，农民的生活不容易改进，贫富悬殊的不幸会继续。不要相信西方的什么专家或机构的胡说八道：说中国的基尼指数正在危险地上升——贫富加大分化。农产品相对非农产品的价格这几年上升得大有看头，证明着在相对上农民与市民的收入分化不断地收窄。

　　物价的整体一年上升了百分之六点九，不应该接受，但也不近于灾难性。要通胀率为零，农产品上升了百分之十八，非农产品要下降百分之九。这不容易。如果容许物价整体上升百分之三，可取的，非农产品要下降百分之四点五，也不太容易。但如果容许物价整体上升百分之五，强可接受的，非农产品之价只要下降百分之一点五，应该不难。当然，这是容许农产品之价上升百分之十八。如果通胀率下降，农产品之价是不会升那么多的。乐观一点地看，我们不求农产品之价继续急升，但求上述的相对价格能继续相近的转变率，而国民整体的收入增长继续徘徊于百分之十左右，那么太平盛世指日可待矣。

　　中国目前的百分之六点九的通胀率不应该接受，北京当局是要做点工作的。但目前的五次加息，十次调高银行的准备金率（Reserve Ratio），约束提款及借贷，压制投资及消费等，不是对症下药，或药种太多，也显得有点手忙脚乱了。今天的情况与朱镕基一九九三年七月接掌人民银行时的情况不同。当时的通胀困境，起于我称为「权力借贷」的无可救药，朱老推出他的直接压制借贷与消费的「宏观调控」，当时我不同意，但这个大教授也真可怜，要几番公开认错。今天可不是当年，权力借贷再不是大问题，朱老的「宏调」手法用不着也。

　　今天要怎样处理才对呢？为此我托一位同学找到一些我认为是关键性的数据，知道问题的所在，不难处理。不一定对：货币政策这回事，没有谁有胆赌身家。然而，找到的论据可靠性甚高。

　　是同学提供的货币发行量数字，从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找到的。这是人民币钞票的发行量（currency issued），不是钞票在银行之外的流通量（currency in circulation），虽然二者的变动对物价指数的影响差不多。这里要提出两个可靠的理论与实践的重点。第一点是我的一位师兄（A. Meltzer）于一九六三提出的：要约束通胀，最可靠的方法是约束银根（monetary base）。第二点是十多年前与佛利民研讨后得到的结论：中国的「银根」基本上只有一种——钞票的发行量。这样看，调控通胀中国应该比西方容易。另一方面，钞票的流通量只是「银根」的一部分，而在中国来说，M0、M1、M2等数字对稳定物价都不是那么重要。

　　让我们看看人民币钞票的发行量的每年增长率吧。不算一月份，因为有农历春节的左右，而今年的数据只到八月份。按每年的月均升幅算，与上一年相比，钞票发行量的升幅如下：○一年上升百分之七点一；○二上升九点六二；○三上升十一点九三；○四上升十一点五七；○五上升十点一三；○六上升十二点零五；○七上升十六点九九。

　　如上可见，自二○○三年起人民币的钞票发行量是加速了，不坏，但○七年跳升至近百分之十七的增长率是太高了。比较可靠的货币理论说，以钞票的发行量作为银根，其增长率应该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相等。如果国民收入的增长年率为百分之十，钞票发行的增长率也是百分之十，那么赌钱下注，应该买通胀率近于零。国民收入升百分之十，钞票发行升百分之十二，赌通胀百分之二最上算。目今国民收入的增长年率约百分之十强，钞票发行增十六点九九，赌通胀百分之六点九，命中，是巧合，但赌注是应该这样下的。

　　要注意的，是中国的钞票发行量的变动与物价的变动，时间上比西方来得快，快相当多。十多年前跟佛利民研讨过这个现象，他提出的我不大满意的解释，是经过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人对物价的变动很敏感。既然我自己没有解释，算他对吧。

　　依照上述，处理中国目前的通胀，最简单的办法是把钞票的发行量减少百分之五左右，那是从约三万亿（八月份）减至二万八千五百亿，即是把一千五百亿的钞票收回来。这二万八千五百亿是高于去年的月均数量百分之十强，收回那一千五佰亿不应该有不可以接受的震动。稳守这二万八千五百亿约六个月，然后按每年升幅百分之十与十二之间增加钞票的发行。至于将至的农历新春怎样处理，则要靠央行的专家经验从事了。

　　钞票的发行量升得过多，中国市场的通胀反应快；减少发行量，通胀的纾缓会是同样快吗？很难说，但朱老从九三至九七的经验，是通胀率下降快得很。那是从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胀下降至零至严重的通缩，今天要纾缓通胀，比起来是小儿科，对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不会有大影响的。

　　要怎样收回约一千五百亿的钞票发行量呢？方法不一，央行的专家比我知得多。一个新奇的建议，是由央行发售钞票债券，指明通过银行用钞票才能购买。另一方面，央行其实可以不收回钞票，只是稳守三万亿的钞票发行，守一年，才按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增加。选这后者，百分之五以上的通胀率大约会延长九个月，而不幸的是市场对通胀的预期有机会变得较为顽固。预期这回事，怎样形成，如何更改，只有天晓得，经济学者看错过无数次。

　　上文分析的，是按目前中国还有汇管的情况下笔。如果中国解除所有外汇管制（应该这样），让人民币周游列国，打天下，钞票发行量的数字要怎样看是另一番天地了。为此我曾建议人民币与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挂钩，也即是下一个没有任何外币在其中的锚。这又是另一番天地。

　　是复杂的世界。圣诞在即，上帝啊，给炎黄子孙多点智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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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人生三境

　　人生如登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人生有若干个阶段，哲人们有各自的划分办法。丹麦哲学家齐克果将人生分为三个阶段，即：审美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而德国哲学家尼采则认为，人生有三个时期，即：合群时期、沙漠时期和创造时期。合群时期，自我尚未苏醒，个体隐没在群体之中；沙漠时期，自我意识觉醒，开始在寂寞中思索；创造时期，通过个人独特的文化创造而趋于永恒之境。从两位西哲的邃思联想开去，在中国古代的禅宗、诗学、美学诸领域，也有好些关于人生三境的妙论。

　　宋代禅宗将修行分为三个境界。第一境界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芳迹"；第二境界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第三个境界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三个境界中都有"空"字，三个境界就是对"空"的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境界中的"寻"，表明人向上天追问自身起源，追问所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三个千古难题。第二境界中的"无"，表明人已经从自然中剥离出来，与外在的"水流花开"自成一独立世界。而第三境界中的"万古"与"一朝"的融合同一，则说明人对有限时空的超越，经过否定之否定之后达到天人合一之境。

　　受禅宗思想的影响，南宋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学诗的三境："其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至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也。"就诗人的主体而言，心灵最初是自由自在的，不辨美丑，处于童贞状态；当认识到规矩和成法之后，就陷入束缚和捆绑之中；最后摆脱一切外在的桎梏，获得了主体与客体的契合，也获得了真正的、纯粹的自由。这时，方能"行住坐卧，无非是道，纵横自在，无非是法"。

　　严羽之后，诗人潘德兴又云："诗有三境，学诗亦有三境。先取清通，次宜警炼，终尚自然，诗之三境也。"潘氏是在说诗，其实何尝不是在说人生呢？返朴归真的人生，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

　　最终将禅学、诗学与人生哲学融会贯通，铸为一体的，是晚清一代宗师王国维。王氏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与齐克果、尼采的描述相比，王国维的论述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是诗意的凝聚，是精神的贯注。它包蕴了一种纯粹的生命体验，使人突破自身生活的惰性；它设定了生命气息充盈的坐标，引导人达到一种永恒的自由之境。

　　有这样的一种人生境界让我们仰望，我们何必惧怕脚下的淤泥呢？

　　来源： 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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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群:幸福的中国女人

　　说中国女人曾经最可怜，也许不很确切，但说中国女人曾经可怜，却是不容置疑。

　　解放前的中国几千年历史，谓之是中国女人漫长而辛酸的血泪史，是绝不为过的。那时节的中国男人——特指旧中国有钱有势的男人，是从不视女人为同类的，更没心存与女人平肩之人念，他们如禽兽一般对待女人，奸同鬼蜮行若狐鼠，而视其手段手法就更是刁滑奸诈。

　　为实现女人屈服于自己之意图，更达成女人依附并乖乖听命于自己之目的，这些狗彘不若的衣冠禽兽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或一些鸟毛权力就刻意赞美、"宠幸"那些合乎自己所划定"标准"的女人，尽量抬高其"身价"，以这种卑劣手段把自己的衡量标准强加于女人，造成女人宠辱若惊而产生相互间的恶性竞争，使得女人一盘散沙般各自孤立、自私，再无法矜持于自珍、自重之洁身自好，从而迫使女人非但彻底迷失自我，更完全失忘于女人固有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当然，单就这样的一个手法而言，也并不足以说明了使用者的真正可怕，因为，同是一种手法愿望不同结果也就截然不同，关键在于：实施者应自己的图谋而设置的是什么环境、树立的是什么榜样、使用的是什么手段。

　　旧中国男人为女人所设的竞宠场，是妻妾及各种类型的娼妓；为女人打造的标准是："三寸金莲"与"梅花体态香凝雪，杨柳腰肢瘦怯风。"而其手段就是最能引起女人切身感知直接而明显利益得失的力捧与几近于明码的标价。

　　"三寸金莲"，"梅花体态香凝雪，杨柳腰肢瘦怯风。"大致可算是旧中国的一绝了，从中也不难看出当时旧中国男人的变态、残忍与工于心计。

　　三寸小足？恐怕任谁都能一眼看出其险恶用心。脚至三寸，站立都成问题，何况走路？而更为可怕的是"香凝雪"与"瘦怯风"。"香凝雪"当是肌肤失血后的苍白如雪，而"瘦怯风"该是风一吹就倒，或被风一吹就会随风飘起。一个人如若被折腾到这副模样，能否存活都相当堪忧了，岂能为人榜样？为至美？

　　虽然这也很能推说是描写的总难免有点儿夸张，但通过这种委婉"赞美"，目标与方向岂不终是巧妙地为女人指定了？况且，中国人人多貌杂，真有心精挑细选出几个无论是外貌还是质地近似于什么模样的都绝不是件太难的事。而不择手段的中国男人自然心知肚明其中的道理与效应能量，因此，他们就不时地力捧起一二个似是而非的活标本以作女人的终极榜样，来混淆世人视听，致使女人直感男人心目中的"最爱"而倾力为之奋斗。

　　傻傻的旧中国女人实在是善良又懦弱，根本没能看出男人的险恶用心，一开始她们就已入了男人的圈套中了男人的奸计，甚至于一些"沦落"为娼妓或近于娼妓的男性玩物，竟然也已不再以为耻反而因为自己的能够用相貌或肉体换得"一口饭吃"或"人前光彩"而自以为就得到了胜人一筹的殊荣，更有甚者，其中的一些笨笨的女人在男人的"帮助"下竟然凭此还很想当然地产生了女性的地位提升了的可笑想法。她们实在已被惯耍手段的男人欺骗、迷糊得连自己的之所以活着都已没法再明白了，天真的认为，男人要她们相互竞争是取动物的优胜劣汰之意，是在为她们着想、为她们好，为她们把拙劣的女人从女人队伍中彻底地"清除"出去。

　　于是，傻傻的旧中国女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咬紧了牙关含着眼泪用长长的包脚布把自己的脚死死地裹紧了，使之停止生长发育而形成畸形。为迎合男人的"香凝雪"和"瘦怯风"的"审美观"，她们更是像疯子似的不考虑年老以后将会面临的恶果，少吃少睡把自己弄成皮包骨头，"楚楚可怜"，来争宠论价。

　　不过，也幸亏当时同国外的沟通尚少，旧中国男人还不知道其时的外国女人已"先进"到连外貌作假都成为了时尚的境地，甚至一些长得其实很正常的外国女人竟然也会心甘情愿吃药、打针、作手术，以便使自己能拥有所谓的"无上美"——性感！——此字眼至今尚不得而知其释义究竟何解，——使人遏制不住性欲？抑或浑身弥漫着强烈的性气息？否则的话，按好的学不会、坏的一学就会的中国男人之变态，岂会不变着法儿怂恿中国女人也争相把自己搞得面目全非真假难辨来博男人一笑？甚至吃足苦头吃药、打针、动手术也同样义不容辞？

　　新中国的成立，开始改写中国的历史，延续了几千年的男尊女卑历史也嘎然而止。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扫除了一切妨碍中国进步的肮脏、丑陋、邪恶，也消灭了任何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安定的不平等因素，其中就包括了铲除娼妓这颗社会毒瘤与废除一夫多妻而实行一夫一妻制。

　　可以说，中国的解放，受益最大的就是妇女。

　　几千年来，首次有人帮助她们挣脱了世世代代套在她们身上的沉重枷锁和不解束缚，她们第一次能以人的姿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以智慧为重而不再如玩偶般的被人以貌取人，也不再趋受金钱与利益的丝毫影响，更不会再源于社会黑暗而掉进沦落为娼妓及男性玩物的火坑。她们在社会主义新中国里，能尽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自己的路，充实自己，爱自己的所爱，在祥和的氛围、平等的环境中，与所有的人一样，充分享受生活赐予她们的自由、平等、乐趣和幸福。

　　从苦难深重的地狱走进温暖如天堂的中国女人，幸福的中国女人。

　　本文说明：此为早期忆苦思甜之妇女翻身得解放作品。不意日前翻箱见到，顿感重温过去的东西也别有一番滋味。源于时代、环境的不同而致成的立场、思想和观点的迥异，以及那年代人的强烈得完全超乎于今人想象的爱憎分明程度，实令人观阅之余恍有聆听隔世之音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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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晓华:房价上涨都是低利率惹的祸

　　围绕房价涨跌问题几年来的争论，随着房价在不断出台的宏观调控措施下的节节攀升，争论本身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该说的似乎也已经说完。面对已远远脱离工薪阶层收入的房价，希望改善居住条件的人们剩下的好象除了无奈，便是怒气了。这股怒气最便当、最直观的发泄对象毫无疑问是目前声名狼藉的房地产开发商：如果不是他们趁火打劫、哄抬房价、牟取暴利，房价也不应涨这么快、这么高啊！

　　网上近来针对房地产开发商的口诛笔伐固然能让人解一时之气，但是显然有找错对象之嫌。这几年随着房价的不断攀升，国内的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各种合法非法手段确实赚了个钵满盆满。可是，他们只能算是这一轮房价上涨的最直接受益者，称不上房价暴涨的主凶。他们这一群体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所作所为，并不见得比其他行业的更坏，当然也不是更好，因为换谁在这个位置上都有可能那么去做的。如果有哪个开发商良心稍好一点，他也只不过是把可以赚钱的机会拱手让给大大小小的炒家而已。道理很简单，一般为自住而买房的人们对各种物业性价比的嗅觉肯定没有职业炒家敏锐，在炒房成风的现今，"业余选手"是没有任何赢面的。

　　一个社会犯罪率的上升，我们是应该单单怪罪于罪犯们呢，还是得深入思考造成这犯罪率上升的社会原因？答案不言自明。当前的国内房地产市场也是同样道理。那么，造成我国几年来房价不断攀升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长期持续的低利率环境。

　　低利率是房价不断高涨的罪魁

　　这里有一个有关资产价值的思考题：有一处标价为100万元的房产，年租金获益5万元，也就是说资产收益率是5%.如果现在市场的整体资产收益率下降到了2.5%，请问，这处房产的年获益是多少？是不是从5万元降到了2.5万元？不对！5万元还是5万元，只是从资产价值的角度测算，房子将从100万元涨到200万元！

　　这里让我们考虑一下人们保有资产的目的所在。人们之所以保有各种资产（房地产、股票、债券等），是为了从中获取收益。如果我们假定各类资产之间的流动性及风险一致（如果不一致，就有流动性溢价及风险溢价的存在），那么各类资产之间如果有收益差的话，人们就会通过卖掉收益率低的资产，购入收益率高的资产来进行资产调整，最后达致资产收益的平衡。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作"裁定交易"。

　　那么，什么样的资产被看成是风险最小的呢？在发达国家一般认为国债的风险最小。除非整个国家破产，一般来说这钱是跑不了的。而且，当今一些发达国家的国债规模巨大，保证了其充分的流动性。所以，发达国家的长期国债所代表的长期利率往往是人们衡量资产价值的最终标杆。最终，人们从保有资产的收益率中扣除流动性溢价及风险溢价后将与长期利率持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美联储调高联邦基金利率时人们并不是很紧张，可是随着美国的长期利率也跟着慢慢上升时，人们就开始担心这会导致美国房市降温，拖累整体经济的原因。反过来，在长期利率不断走低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刚经历过泡沫崩溃的打击，资产价格的上涨将是不可避免的。最近几年出现的全球资产价格暴涨的现象（日本是微涨，因为泡沫经济带来的后遗症经过了十几年还没有完全治愈），与这几年各国均采取低利率政策导致长期利率持续走低有直接的关系。而在实行低利率政策的国家中，如果考虑到中国近几年来的超过10%的经济增长率，那么中国这几年的利率之低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这就是我国当前房价节节攀升的大背景。

　　为了更好地理解利率与资产价值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的关系。

　　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

　　一般来说，我们把一年以上的利率看作"长期"，不满一年的为"短期"。这样，同样是长期利率，短的有1年期的，长的有30年期的。短期利率也是如此，既有半年期的，也有隔夜拆借的。为了便利起见，以美国为例，我们把美国的10年期国债的利率作为长期利率的基准，把联邦基金利率这一美国的政策利率看作是短期利率的风向标。

　　短期的"政策利率"是各国央行对当前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金融手段。调控的对象现在主要是通货膨胀——利率升降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而通货膨胀状况一般来说反映了当前经济的冷热程度。当经济过热时就会有通货膨胀的压力，这时就需要升息以遏制通货膨胀的出现，促使经济平稳发展，实现软着落；相反，当经济出现衰退时就会有通货紧缩的危险，这时就需要降息来扩大货币供给，防止经济出现剧烈下滑，避免硬着落的危险。所以，对通货膨胀的提防实际上也是对宏观经济的一种有效调控。这样，我们可以发现，短期利率会随着宏观经济的波动在短期内（一般是3到4年，与经济循环周期中的基钦周期有关）来回大幅摆动。也就是说，短期利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人为操控的非市场利率。

　　回过头来看长期利率。在短期利率处于周期性波动的低点时，长期利率往往要大大高于短期利率。虽然总体来说，期限长的利率要高于期限短的利率，可是当短期利率处于高点时，长期利率反而有可能低于短期利率。例如，美国目前的联邦基金利率为5.25%，可是10年期国债的利率却只有4.6%左右。这说明长期利率的摆幅要小于短期利率，总体上来看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当短期利率长期处于高点或低点时，会诱使长期利率向其靠拢，大大高于或低于利率的长期均衡水平，从而对长期的经济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短期的政策利率应该围绕中性利率进行周期性的调整，避免长期处于利率周期的低点或高点。

　　在发达国家，长期利率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国债市场来实现的。由于长期利率实际上就是长期国债价格的反映，而国债价格是由金融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供过于求，国债价格下跌，长期利率上升；反之则价格上涨利率下降。供给取决于政府的财政状况，即国债的发行量；需求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市场的货币流动性。当一国的政策利率长期处于低位时，市场会在两个方面作用于长期利率，促使其走低。第一，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会压低实际短期利率。我们知道，实际短期利率=名义短期利率-通货膨胀率。当名义短期利率（政策利率）长期处于低位，而通货膨胀又不断抬头的情况下，实际短期利率必然不断走低，甚至可能成为负数，即通货膨胀率高于名义短期利率。而实际长期利率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两个：①现在的实际短期利率水平，②从现在到将来的实际短期利率的预期值。这两个因素中，前者的影响相对更大些。同时，当实际短期利率水平长期处于较低状态时，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将来的实际短期利率的预期，这样必然会拉低实际长期利率的水平。第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会造成货币的流动性泛滥，迫使人们争相追逐各类资产，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长期国债。同时，在经济向好之时，政府的财政收支得到改善，国债发行量往往会偏少，这样就进一步加大了供求的失衡，使得国债市场需求大于供给，国债价格上升而利率下降。

　　由于长期国债利率与各类资产收益率之间存在着裁定交易的关系，所以，在长期国债利率长期处于低位的情况下，就很可能出现资产的收益率向下调整（收益不变）而资产价格上涨的局面。由于调整需要时间，所以只有在长期利率"长期"处于低位的情况下才会造成资产价格不断上涨，最终达到资产收益率与长期利率持平的状态。我国的长期国债利率水平自1999年开始降到3.02%后，经过了8年多时间目前还保持在不到4%的水平（其间最低在02年降到了2.07%的水平）。回避这一事实又如何能够认清我国当前资产价格暴涨的现实！

　　综上所述我们会发现，一方面长期利率是市场利率，其波动将直接影响到资产价格的波动；而短期的政策利率则是受人为操控的利率，是政府央行对短期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金融工具，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另一方面，长期利率同时又深受短期政策利率的影响，其涨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市场对短期利率走势的滞后反映。

　　"合理性泡沫"与低利率环境

　　那么，是否长期利率长期处于低位资产价格就一定会膨胀呢？未必。就拿日本来说，自从泡沫经济破灭以来，短期利率持续走低，最后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甚至调降到了零，长期利率也降到了不到1%的水平（经过两次加息，目前日本的10期国债利率为1.6%左右。而在03年6月11日曾创下0.430%的最低记录）。如果从资产收益率的角度来看，只要有1%的年收益率，这一资产就可以说是"物有所值"了。1%的资产收益率如果换作股票的话，市盈率就是100倍。世界上股市泡沫最大的时候平均市盈率也很少有超过100倍的（美国1929年股市高峰期的市盈率是30倍左右，日本80年代泡沫经济的时候是5、60倍），说明资产的平均收益率一般是不会低于1%的。可是，日本的包括房地产、股票等资产的价格还是跌跌不休，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合理性泡沫"在里边作怪。

　　我们知道，资产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能带来收益（income gain）。比如房子、土地可以通过出租收取租金，股票可以获取股息等。这些收益是资产价值的基础，没有了这些收益资产便不成其为资产了。同时，在一个资产可以自由买卖交易的市场上，资产的价格会随着世道行情的变化而涨跌。当资产价格上涨时我们可以通过出售资产而获取收益，这被称作"资本收益（capital gain）"，或者通俗的说法是"资产卖出所得"。当我们计算资本投资收益时，自然应当把这部分收益算在里面。打比方说，你拿100万元的资金投资了一处房产，租金年收益为5万元，当前的长期利率水平是5%，那么你所持有房产的资产价格是符合资产价值的（在这里为简便起见，我们不考虑房产折旧以及风险溢价等问题）。而同时，在这一年间房产的市场价格又上涨了5%.如果把这处房产出售再加上租金收入，一年获利10万元，资本（100万元）的年收益率就是10%，是长期利率的2倍。如果人们普遍预期房价还将继续上涨的话，那么从资本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投资这处房产是绝对合理的。只要房价能保持年5%的上涨，同时长期利率不超过5%，那么从资本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任何时候购买这处房产——哪怕它涨上了天——都是合理的。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合理性泡沫"。这也就是资产市场上会出现越涨越买，越买越涨这种"正反馈"现象的"合理"解释。当然了，这里所说的"合理"是从资本投资收益的角度而言的，并不是指资产的价格"合理"（符合资产的价值）。从资产收益的角度来看已处于泡沫状态，而从资本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却是合理的，这就是"合理性泡沫"的含义。

　　可是，世界上没有只涨不跌的东西。在"合理性泡沫"因为内在的或外在的原因开始破裂，那么上述导致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因素就会起相反的作用。这时，无论多么低的长期利率都将无法阻挡下跌的脚步——泡沫越大跌幅也会越深。还是拿上述投资来说。假如本来值100万元的房产涨到了300万元后开始下跌，每年跌幅为5%的话，第一年资产就缩水了15万元。假定租金收入还是5万元，资本投资收益率便是负的3%左右。这样，再低的长期利率都无法吸引人来投资这处房产。不过，下跌不同于上涨那样理论上可以无限持续下去。当房价跌到100万元以下，跌幅、租金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就会有盈利，只要长期利率足够低，其投资价值就会凸显出来。

　　当然，以上纯粹是理论上的分析，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有条不紊的"合理性泡沫"。当大部分人根据以往经验预计到资产价格有不断上涨的趋势时，由于其投资收益的丰厚回报，大量资金会瞬间涌入这一领域而出现暴涨。暴涨进一步证实了先前预测的正确，从而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场，催生更大的行情。这也是社会学上所说的"预言的自我实现"中的一种。

　　合理性泡沫是否只有在低利率环境下才会出现呢？理论上来说高利率环境下也可能出现合理性泡沫，前提是人们普遍确信该资产的价格会进一步上升。但是，高利率环境下只可能出现局部的小泡沫，很难扩大成全局性的大泡沫。这是因为，首先，利率是资金的价格，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高低，高利率实际上反映了市场上资金短缺的现实。在资金短缺的市场上如何能形成全局性的泡沫？

　　其次，高利率是一道门槛，资产价格上涨的幅度必须高于这道门槛才能维持合理性泡沫的存在。必须有足够高的涨幅才能维持的资产价格，必然会削弱人们对该资产进一步走高的信心，从而减少了出现合理性泡沫的概率。

　　最后，如果高利率是政府央行为调控经济所采取的紧缩性金融政策的结果的话，政府必然会坚决打压泡沫，而不会为了眼前的经济增长纵容泡沫的扩大。我们知道，不同于国债，事实上房地产也好，股票也好，投资这些资产都是有相当风险的（国债的风险只是相对较小，并非完全没有）。所以，这些资产的收益率中必然要包含一定的风险溢价（房地产还要加上流动性溢价）。也就是说，资产的收益率应该等于风险溢价与长期利率之和。如果风险溢价为人们充分认识到的话，长期利率即使低一点也不会使资产收益率下降太多，从而避免资产泡沫的产生蔓延。可是，政府若是利用其强大的公信力人为地压低风险溢价，就有吹大泡沫的危险。就房地产投资（机）来说，其最大的风险是流动性不好条件下的价格下跌。而诱发房地产价格下跌的最主要因素是利率的上升。如果权威部门一面通过舆论宣传散布房价不会下跌论（对于已经奇高无比的房价，各级政府部门只说要"稳定"它，不曾听说要进行"调降"），一面又在通货膨胀已经成为现实危险之时还竭力避免采取加息这一金融调控手段，而是出台各种不痛不痒，甚至南辕北辙的政策进行所谓的"调控"，这样就会大大降低人们对投资（机）房地产所可能带来的风险的预期，加大了房地产泡沫出现的概率。

　　低利率最终不能阻挡泡沫的破灭

　　过高的利率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长期以来人们梦寐以求的便是低利率高增长的理想局面。但是，经济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加息降息也应顺势而为。我们不知道我国当前的中性利率水平应该是多少，但是考虑到美国的中性利率估计在4.5%左右，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又远远低于我国这样一个情况，我国当前的中性利率必定高于现在2.79%的政策利率水平。在现实的政策利率长期低于中性利率水平的情况下一定会诱发过热的投资，进而引发通货膨胀的抬头。这是因为，实际利率理论上应该等于资本收益率。而我国当前的实际利率水平如果以名义短期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来计算的话可能还不到1%，同时经济增长率却超过了10%.这至少说明当前我国的资本收益率要远远高于实际利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拼命扩大投资还需要别的理由吗？

　　不过，在实际利率与资本收益率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裁定"的关系，两者最终将会走平。这一过程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随着投资的不断扩大，资本收益率将逐渐降低，而资金会变得紧缺。如果通过扩大货币供给来弥补资金短缺，就会造成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我们知道，名义长期利率等于长期预期通货膨胀率与实际长期利率之和。随着通货膨胀的不断加剧，长期预期通货膨胀率也会上升，这样名义长期利率也将水涨船高。随着名义长期利率的不断攀升，低利率将无法维持。所以，不管央行是否加息，长期来看利率的上升将不可避免。不同的是，主动加息进行反周期性操作能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实现持续平稳的增长。这是历史上较为常见的一种经济波动形式。

　　另一种是，由于资金充足，投资的扩大只是降低了资本收益率，除了资产价格的急剧膨胀外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长期利率也保持在相对的低位。这样，经济增长将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出现少有的繁荣局面。可是，资本的收益率却在不断走低，最终与实际利率水平持平。这一结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产能的大量过剩，经济将被迫进行痛苦的调整，有可能陷入大的衰退之中。这种情况历史上并不多见，因为资金稀缺是常态。不过，因为某些机缘巧合，在个别情况下资金也有可能泛滥成灾。历史上这种典型现象出现过两次，一次是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另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但愿不要在本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第三次。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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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上纲上线”未必就不对

　　"孕妇之死"的新闻出来之后，时评作者们迅速对新闻进行了解剖，从各个方面分析原因。有人看到了医患关系，有人看到了阶层隔膜，有人担心信任危机，有人担心素质教育，有人呼吁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有人探究贫困给人带来的心理问题。针对有人呼吁限制病人和家属的签字同意权，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讨论病人的权利，认为恰好是病人的各种权利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然而，包括我这篇文章在内，时评作者们的努力似乎激起了很多网民的反感，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事实清楚、原因简单的特例，不必作过多的分析。对这些分析，有一个很顺手也很有效的打击，那就是"不要凡事都上纲上线"。

　　这让我忍不住想讨论一下，上纲上线是怎么回事，它到底错在哪里？

　　"上纲上线"作为一个妇孺皆知的贬义词，来自"文革"中它被当做阶级斗争的武器。最典型的例子是，有人穿双高跟鞋烫个卷发，看本西方文学名著，就被认为有资产阶级思想。接下来，他就有可能被认为站错了队，划到阶级敌人那边，属于被教育、打击、批斗的对象，影响他的就业、升职甚至基本的生活安宁。亲朋好友为了不受牵连，避之犹恐不及。最严重的情况，还有可能被送进牢房。这种斗争武器简单好用，于是迅速普及，横行一时，从专家学者到平民百姓，无数人都遭到它的袭击。

　　"文革"之后，大家总结出一些血的教训，其中就包括不要轻易上纲上线，否则会害死人。但是仔细想想，真的是上纲上线在害人吗？不，是它背后的思想专制。在上述例子中，上纲上线本身未必不对，那些穿高跟鞋烫卷发读西方名著的人的确可能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可怕之处在于这样的强权法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就要消灭掉。假如人们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自主选择生活的自由，那么上纲上线也害不了人。正如今天的情形，对生活方式的控制减弱了，有人再拿高跟鞋说事就会成为笑话。

　　相当多的上纲上线的确不对，简单化、片面化、歪曲、夸大，都是常见的情形。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