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女子与权贵

　　弱女子与权贵

　　楚 寒

　　近来，湖北省襄樊市少女高莺莺四年前的冤死案揪动了国人的心。在命案被雪藏了四年后媒体的争相披露中，我们看到了惨剧发生后当地权贵们令人目不暇接的表演，谓之为一手遮天是毫不为过的。年仅18岁的宾馆服务员、农民家的女儿高莺莺在2002年3月15日晚"坠楼"身亡后，公安人员草率处理、法医草草鉴定、动用公安警察和武警抢夺尸体、"市委工作组"出面和高莺莺家长签订"死亡补偿协议"要求"保证不再追究任何单位的责任"、通过威吓、殴打双亲、关押、连坐亲属等手段逼迫高莺莺父母签字火化尸体、屏蔽当地打往外地的电话、控制媒体不得报道……这一切均为了毁灭证据、掩盖事实真相从而逃避法律的制裁，从而将一个弱女子的冤死沉埋海底。

　　权贵们又一次凯旋了，他们将一个鲜活的花季少女的生命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还要往弱女子的尸体上泼上诬陷诽谤的脏水，称之为"精神不正常"。今晚，我看着书桌上这一期2006年7月6日出版的《民主与法制》封面上少女的遗像，配之以大号黑体字的标题《高莺莺之死九问》，少女的遗像被置于"问"字中的"口"中，神态安详双眼平和，她临死前的眼睛一定不是这样平和的，我想。我对她悲惨的死亡无能为力，只能默默落泪，任凭悲痛在我的胸口汹涌着。

　　随着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孙大人、常务副市长赵成霖赵大人等一帮当地权贵们因经济犯罪的纷纷落马，这起疑窦丛生的案件才得以被媒体曝光，读者为之震惊、愤怒。法学家贺卫方先生撰文为之一论再论，呼吁案情的昭雪，还原死者以正义。评论家盛翔先生的点评更是入木三分："权力最疯狂的表现，不在于疯狂地贪污搞钱，而在于把治下的人民都变成自己的奴隶，在于把看上的女人都变成自己的小妾，在于把治下的机构都变成自己的家奴，在于把管辖的草民都变成自己的鱼肉--想杀就杀，而且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盛翔先生的这段话说得令人触目惊心，但却是中国当下的实情。由于制度的不健全、没有对权力的制衡、约束和监督，权力宛如一只脱了锁链的野兽般张牙舞爪，身居要职的权贵们自然是为所欲为，在这个吃人的国度尤其是吃弱女子的国度里肆无忌惮。陕西省吴旗县公安局长张鸿翔张大人可以将前来指责其办案不力、要求尽快侦查破案的农妇白彩珍拘留7天，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纪委书记黄某某黄大人可以在海滨浴场满嘴酒气地公然调戏外企女职员，湖北省天门市委"五毒书记"张二江张大人为官几任可以玩弄上百名女性。

　　权贵们手中有权，财富也相伴而来，这在现今的中国几乎是人所共知的。有权有势又有钱的权贵们，的确可以傲然于世视法律为无物的，大小会议上所唱的"权为民所用"等诸如此类的高调是不必当真的，是当然视治下的民众如草芥的，是不需要视弱女子为同类的。他们如禽兽般对待自己的女同胞，行同鼠狐奸若狼狈，更别说职业卑微如宾馆服务员之类的，或穷人家的女孩子如父母是农民之类的。弱女子中"识时务者"，当不能躲避，当不能抗拒，应该如《西厢记》中唱词中"他那里尽人调戏，?着香肩，只将花笑拈"乃至满足权贵们的兽欲。苟有不识时务胆敢拒绝甚至反抗者，湖北省襄樊市的高莺莺即是下场，得罪了"在东京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的高俅大人之子高衙内之流的，搭上了自己的清白乃至性命不算，还要连累上自己的双亲"抢天哭地，讨不来一个说法"。

　　《巴黎圣母院》中的副主教克罗德看到美丽的吉普赛女郎爱丝梅哈达在广场上卖艺跳舞时起了歹心，这个平日里道貌岸然、地位尊崇的祭司开始不择手段地想占有她，指使敲钟人伽西莫多前去劫持少女，后趁着少女和恋人、宫廷弓箭长弗比斯幽会时刺伤弗比斯，事后嫁祸于少女，少女因此被判死刑，最终被送上绞刑架。伽西莫多被克罗德的无耻激怒，盛怒之下将这个抚养他长大成人的副主教推下钟楼摔死。恢宏豪放的雨果用他那瑰丽丰富的想象让一个其丑无比的敲钟人来替弱女子伸张了正义，让罪恶的权贵死于非命。《聊斋志异?胭脂》中失意悲愤的蒲松龄在"异史氏曰"中叹道："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表达了他对现实的黑暗、无辜者沉冤莫白的悲痛。激昂青云的李白对友人宣城赵太守赠诗时慷慨歌昂云："愿借羲皇景，为人照覆盆"，以此来抨击权贵、蔑视当时的礼教。而当下中国的体制正可以让权贵们将他们执掌权柄的地方变成"覆盖的盆"，让一丝阳光也透不进来，他们支配警力、封锁媒体、操纵党政、压制百姓，为的就是要将弱女子的呻吟永远地沉冤！

　　雨果和李白都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家，他们借用大胆的想象来为弱者伸冤，巴黎圣母院的情节表现了夸张、怪诞的浪漫主义的文学特征，李白借来所用的伏羲的神光更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物，只能在文学作品中慰藉我们的心灵。而在现今的时代，我们当寄托于司法，期盼着司法能真正发挥效能，将法治的温暖送进国人本已悲凉的心里，来还弱女子高莺莺女士以公道，毕竟"依法治国"写进宪法已经7个年头了。今晚，我们虔诚地期盼着，因为手持正义长剑的司法女神朱蒂提亚是蒙着眼睛的，她的眼里没有贵贱之分。

　　2006－07－25

　　作者e-mail：gewei108@yahoo.com.cn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很长时间以来，我的博客就像本人的脾性，深居简出，少有客至。但是从昨天晚间起，大批访客突至，像暗涌突然冲决堤坝，其汹涌之势令人生畏。我寻查了一下，才知道我刚贴的《史间道（二）》被“和迅”挂到了小黑板上。他们来到我的家里指指点点，还要我拿出待客的好脾气。我仿佛掉进了群众的汪洋大海，迎之不暇，却之不恭，……群众，一个多么可怕的词！我想起昨天的一幕……

　　警察抓小偷是个著名的童年游戏，我们小时候都干过。小偷自是不受欢迎，因此警察只能轮流当。所有的警察扮演者都极为认真，但小偷们却了了草草，为的是早点被抓住，然后翻身做警察。

　　昨天的黄昏，在我所住的小区里上演了一幕奇特的警察抓小偷游戏。先是一阵咚咚的不同寻常的跑动声，然后从远处传来几句吆喝。当时我正坐在阳台上看远处的几只鸽子，时光静谧，缓慢，因此楼下的动静更显得不同寻常。我刚从窗户里探出头去，发现楼下已围满了人群，他们显得莫名的激动、兴奋，又有些令人奇怪的愉悦和自信。没看到警察的影子，但人群激愤，有的手持木棒，有的手持秤砣（估计是附近卖菜的），更多的群众随手抄起地上的砖头朝小花园的月季丛里猛投。小偷大概就藏在那里。他应该是翻墙而入，情急之下藏进了花丛。我看了看，墙上插满了明晃晃的碎玻璃（玻璃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常见之物）。小偷大概是被人民群众打急了，才敢于如此冒险翻墙而入的。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如此迅速，起初大概是源于菜市上一声凄厉的喊叫――“抓小偷！”于是被历次运动教育出来马上警觉起来，他们迅速赶到出事现场，群情激昂，在混乱的人群中迅速分辨着事情的起源和发展方向，并随小偷的行动方向而涌向新的行动现场。他们希望自己从头至尾都能够参与这一场面。群众是不会轻易放过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偷的。也许是被童年游戏培养起来的警察情结在起作用，也许是被电视新闻培养起来的市民意识在起作用，也许是群众这个富有攻击性的群体概念本身在起作用，反正一旦暴露在群众的眼皮底下，一个小偷基本就插翅难逃了。每个人都想参与，都在拼命往前挤，尽量靠近那个可怜的小偷。群众是没有危险的，因为群众意味着大多数，而小偷又没有枪、没有刀，已成丧家之犬。痛打落水狗，人人有责。这个时候，群殴一个小偷是天经地义的，打了白打，即使打不着，也要看看其他人是如何殴打一个小偷的。快感不仅来自于参与，也来自于围观。

　　一个衣衫褴褛、浑身是血的小偷终于被捉了出来，瘫倒在人群中央，从怀里滚落出几个包子。他大概十五六岁，还是个孩子，也许是饿坏了，偷了几个包子，但不幸落入了群众的手里。小偷被捉住了，警察却始终没有出现。人群渐渐散开，因为游戏结束了，谁也不愿意再参与这种悲惨伤心的场面，谁也不愿意独自为一个孩子的流血事件负责。天色暗下来，小偷躺在那里一动没动，一个老大娘提着一袋包子，轻轻地放在他身旁……

　　在第二天的晚报上，我看到了一则新闻，将此事重新演绎了一番，其中有一句我印象深刻：“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似曾相识啊。

　　我想起了去年发生在本市的一个“警察抓小偷”事件。一位年轻的警察发现了两个偷自行车的贼，狂追，小偷情急之下跑到了结冰的河面，警察“奋不顾身地追了上去”，结果两人同时掉进了冰窟……结果，警察同志被追授为一等功，场面热烈、感人，而那个小偷，报纸上仅仅称其为“小偷甲”……

道德觉悟不能当饭吃

　　道德觉悟不能当饭吃

　　迷人的海

　　我国加入WTO后，尤其欧美发达国家一指责我国打击盗版不利，政府就会掀起一阵打击盗版的小高潮，并一准在央视上报道一番。但运动一过，盗版又像春天里的野草漫无边际地从地下生长出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人指责中国人道德低下，觉悟不高，法制观念差。这种指责没错，但决不是盗版泛滥的根源。笔者以为盗版泛滥的根源有二。

　　一、政府总是采取运动方式打击盗版，后患无穷。

　　新中国成立，就成为了名符其实的运动大国，把中国人都锻炼成身经百战的运动员。大家太熟悉政府的运动战法了，大起大落、大哄大嗡，运动一过，必将是雨过天晴、风平浪静的日子，在这样日子里，死灰可以复燃，一切可以重来。尤其再官商勾结，检查前行政主管部门会提前向商家通风报信，道貌安然的执法者进入现场例行公事时，往日盗版泛滥的柜台上、货架上早已没了盗版的鬼影。或许有几家跟执法者关系未能到位者，竟成此次运动的牺牲品。该没收的没收，该处罚的处罚。处罚不是因为卖盗版，是因为跟执法者没搞明白，关系不到位。于是，卖盗版者不是痛定思痛悔悟自己卖了盗版，而是悔不该没与官家搞好关系。以后就得想方设法和官家疏通好，也像其他玩得明白的同行那样及早得到准确信息，不再吃亏受损。这种情形尽管不敢说百分之百，但一定是业内人士皆知的秘密。已经没有新闻性可言。

　　二、道德和觉悟不能当饭吃

　　在这种社会环境、这样法制氛围中，谁还把道德、觉悟当饭吃？政府为何不饮水思源反省一下，盗版根源究竟在哪里？笔者以为有一下两个原由：

　　（一）正版诚可贵，只是价太高。

　　正版价高，决不是市场惹的祸，其祸根是人为的暴利。一部作品从校对、编审、排版、出版、印刷、发行，特别在发行过程中又分出若干手，由此不断层层加码加价，推波助澜，把书价推上了天，一本不太厚的书竟卖到三四十、四五十块钱，如果再来个精装本就更贵得吓人。谁买得起；然而发行商却大倒苦水书，纸张涨价，印刷涨价，这个涨价，那个涨价，所以书价踞高不下。

　　事实是这样吗？街头地摊卖的盗版书籍，它们的纸张，它们的装祯也都不错，比起所谓正版也相差无几，但它只卖十块钱一本，这又做何解释呢？尽管它错别字多一些，但对小说之类娱乐性文艺作品又有何妨？它不会耽误人们阅读和精神享受。相比之下，谁又会为道德、觉悟、法制观念去买正版？道德、觉悟能当饭吃吗？来华外国人也跑去书摊购买盗版，为什么？不就是因为正版贵得没边没沿么！我们知道贵得没边没沿的正版已在生产流通领域人为地层层加价，已经违法在先。凭什么让平民百姓为暴利集团埋单？！难道只许周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哪家法律！

　　（二）穷人望正版兴叹

　　有钱人如富豪、白领阶层等他们是不会购买盗版的，也许他们认为买盗版有违其身份，因为他们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实在没必要购买廉价的盗版书籍；再看购买盗版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群，十之八九是平民百姓，平民百姓有学习的权利，也有娱乐的权利，他们要增长见识，要放松身心，需要阅读，需要观赏。但仅靠一点养家糊口的工资买得起动辄四五十块钱的书籍吗？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连温饱都未能解决好，又怎能指望百姓仅仅为了道德、觉悟、法制而奋不顾身依法购买正版呢？如果正版价格合理合法也情有可原，但遗憾的是其价格是一小部分人的暴利所为。笔者以为平民百姓没义务用从牙缝省出银两去填埋暴利者的欲望之壑。

　　笔者以为在中国打击盗版只能从源头打起，先把那些层层加价的吸血鬼打入十八层地狱，斩断他们血腥之手。使出版发行环境洁净起来，阳光起来。使正版和盗版的差距不再那么遥远。正版才能正本清原，盗版才能不见天日，人民才能理直气壮地享受光辉灿烂的文化。

中国大学收费百年比较

　　中国大学收费百年比较

　　一、30年代大学收费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

　　我查阅了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
　　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

　　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

　　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

　　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总部在上海、而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20银圆，每年40银圆。

　　又，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

　　30年代教会大学的学费

　　我又查阅到1934年修订的《燕京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中关于纳费的规定：“本大学学生，每学期须于注册时，依照下列费用表纳费――

　　本科正式生学费55圆；特别生附习生学费每学分5圆（学生以学分为交学费标准者，每学期至少需交学费15圆）；宿舍费（电，炉，水等）20圆；医术费（药费另计）2圆；体育费2圆；杂费2圆；
　　这就是说，30年代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的学费每学期银洋81圆，每年162圆。此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北平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费，跟燕京基本上一样，每年大约160银圆。

　　30年代私立大学的学费

　　我还查阅到私立天津南开大学的学费。据吴大猷教授回忆：“南开的经费，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60圆，宿费两学期30圆（每年共须交费90圆），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20圆钱，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

　　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圆，第二学期25银圆，每年共51银圆；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圆，每年58圆。

　　又，1934年制订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30圆，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15圆；（乙）实验费每学期5圆，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10圆。”这个学校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圆。

　　1933年制订的《北平私立朝阳学院学则》规定：各科系学生每年纳费如下――学宿费52圆，讲义费10圆，图书费2圆，制服费2圆，体育费2圆，新生入学费2圆，杂费1圆，共计交费71银圆。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因为当时上海市生活程度为全国最高）：
　　复旦、光华、不同、大夏，所收学费如下――上海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银圆；上海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圆，每年100银圆；上海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圆，每年120银圆；上海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圆，每年90银圆（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总之，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

　　30年代学费占平民家庭收入的份额

　　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

　　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劳动人民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和小市民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来说确实是上不起的。特殊情况如清贫的青年周恩来能上天津南开大学，是因为减免学费的缘故。
　　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怪不得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这是足以引发我们深思的。

　　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间阶层”或者叫做白领劳动的“中产阶级”，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面就认为自己属于“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参看《鲁迅全集》第4卷151页），他们正是劳动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我国的大学生们多数来自这样的中间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我曾经统计分析了当时许多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本文因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二、1950-1985年间的学费

　　小学到高中基本上是义务教育,每学期的学费是二元到四元不等.虽然当时一般性的地区特别是农村一个工只有几角,但对于一般性的贫困家庭来说,孩子读书仍然出得起,不会债台高筑.

　　上大学基本上是国家全包干,对于家庭差的学生来说,每月还可以享受到十七到二十三元不等的助学金.一般来说,一个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只要能够考上大学,不会给家庭增加任何负担.并且一旦毕业,还可以有旱涝保收的工资,有工作,有事做。
　　三、1985-2005中国高等教育收费变迁

　　从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高等教育一直是免费的午餐。1985年，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高等教育“可以在计划外招收少量自费生，学生应交纳一定数量的培养费。”从此，开始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双轨制，只对部分自费生、委培生和定向收取学费。直到1989年，国家才对高等教育进行收费，当时的收费也只是象征性的只收200元，但总算迈出了高等教育收费的关键性一步。1993年，我国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东南大学开始收费并轨试点。1996年在部分高校试行并轨招生，学费一下子涨过2000元，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1997全面并轨后，学费一直徘徊在3000元左右，人们也渐渐适应了这种制度变化。2000年，各地高校收费标准猛涨，普遍提高15％左右，有的地区提高20％，学费超过4000元。北京市的大学学费一般专业每年每生介于4200至5000元之间。理工科专业介于4600－5500元之间。外语、医科类专业学费介于5000－6000元之间。艺术类院校突破一万元，只有师范、体育、民族等专业较低。浙江省的大学收费为4000元，专科学校为3200元。其中浙江大学可在20％的范围内上下浮动，其他高校可在10％的范围内活动。广东省一般专业介于3800元－4800元，8所211工程院校可浮动20％［4］。上海市财政局、物价局、教委联合发文，规定高校一般专业学费不超过5000元，特殊专业（热门专业）经批准可最高上浮30％。高职每年每生7500元，高等师范院校按一般专业收费，艺术类和民办院校维持1999年标准，每生每年不超过10000元。2001年大学学费普遍在5000元左右，复旦大学5000－5500元，南京大学4600元，南开大学4200－5000元，湖南大学5000元，西南政法大学4500元，浙江大学4800元，四川大学3500元。2002年，大学收费基本与2001年持平。

　　对于如此高的学费，新浪网做了一个网上调查。22155人参加了调查，认为价格合理的占13％，勉强接受的占24％，难以接受的占63％。反对方认为，一年学费4800元，四年就是19200元，再加上生活费每月400元，4年下来就要50000元，更何况有的专业学费要6000元。这对农村学生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能上网的大都是青年学生，如果广大家长参与这次调查，反对的人比例恐怕更大。

　　四、2004年几所大学的收费
清华大学---5000元，北京大学---4900元-5300元，医学部6000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4800元，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文科5000元，理科6000元，对外经贸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等---6000元，上海外国语学院--10000元，上海复旦大学--5500元，哈尔滨工业大学---4000元-5500元，南开大学--4200元-5000元，中山大学--文科-4560元，理科--5160元，四川大学--文科4600元，理科5000元，西安交通大学---3750元-5000元，淅江大学--4800元，南京大学--4600元，山东大学--3600元--3940元。

　　五、2005年民办大学与二级学院的收费
一般少在每年一万元左右，多的如与外国机构合设的学院高的达到二十万。。。。

现在城市读小学每生四百左右（当然开的发票只有二百）
高中每生一千二，还不包括书本费
大学每生七千――一万如北京人文最低的也有七千3百多
读技校每年也是二千到四千不等。　

你也可以当总统

　　你也可以当总统

　　汪红雨

　　结党营私，说起来似乎不大好听，但它是人的本性，没什么不好。政党，就是人为了谋取私利而组合成的一个集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人类社会里，组成党来谋利，当然要比一个人的力量要大，这是人的聪明之处。另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个人关心国家大事，关心自己和别人的利益，对比自己强的人敢于叫板，对比自己弱的人富于同情，这是文明的表现，不论他在哪个党，总比成日沉溺在电脑游戏中要好，比拿着来路不明的钱，出国狂赌狂嫖的人更要胜过千倍。这也是人们对在网络上，争论毛泽东伟大还是有罪的人，都表示尊重的道理。人们毫无反对某个党的必要，反党和反对别人谋利没什么实质区别。和反对你自己没什么区别，谁活在世上不为自己谋利呢。你不愿参加政党谋利，但你不能反对别人加入党谋利。

　　政党在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史里，不过是近两百年来才有的事。而一党执政的时间更短，在上个世纪初，冒出了人类的第一个执政党，后来的几十年，它有过一段辉煌时期，但也不过二十来个。到了上世纪末，十几个执政党竟然象几滴水一般，几乎一夜之间就在地球上蒸发了。

　　执政党为什么如此短命呢？要探讨它的原因，首先要看看，人。政府和党这三者，在人类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人是万物之灵，任何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人人都怕死，好死不如赖活着，为什么？因人的生命不仅短暂，且死而无法复生。别人还在网上翱翔，还能搂着女友逛街，人类的明天还有那么多新奇美妙的事情，可你要是死了，就永远看不到了，世上也永远没你这个人了。你美丽的的妻子，你可爱的孩子，也永远看不到你了，谁不怕？所以，你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你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你要永远牢记，别人的生命也是最宝贵的，人与人在天赋人权方面是永远平等的。

　　世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更何况人呢？每个人的思想都是独特的，你就是你，你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自由，这是天赋人权，决不是任何它人给你的。

　　谁不想活得更好一点更自在一点呢？谁不想自己拥有更多的财产呢？这也是人的本性，追求幸福的权利。

　　但人的这些天赋权利，必须要有法律来保护，要有政府来保护。人必须要政府，就象足球场上要有裁判一样。

　　那么，人离不开政府，必须要有政府，是不是就等于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呢？当然不是。政府和人民之间本来就是契约关系，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照章纳了税，守法，政府就管不了他，只有在他犯了法，政府才能依法处理他。至于一个人要学什么理论，信仰什么思想，那纯属私事，政府无权干涉，政府和人的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人要吃饭，就得上班，。在厂里或公司里，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那是人类经济生活里的事。在政治生活中，人的领导是他的思想，人和政府硬要说领导关系的话，那人是政府的领导，人权大于主权。人有权利和权力，撤换一个侵犯人的天赋权利的政府。

　　人们的利益不可能相同，一群利益相似的人可以组成党来谋利，另一群人当然也有这个权利。你说你那个党代表了全体人的利益，那明显是强词夺理，要是全体一致，还要党和政府干什么。运动员都是天使，还要个裁判干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个党谁也别要吃掉谁，各个政党的人在一起组成政府，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妥协，相互监督，共同管理，社会才会稳定和谐。

　　政党的定位呢？ＰＡＲＴＹ，党，政党，社交聚会，一群谈谈玩玩的人而已，政党说白了，不过是推选自己的人竞选总统，国会议员的一个团体而已，和什么围棋协会。钓鱼协会没什么两样。选举完了，政府成立了，政党就该休息休息，为下次选举养精蓄锐。至于执政，那是政府的事，用不着党操心。你要把你那个党搞得象军队一样严密，那也是你自个儿的事，这是你的自由。可你认为这小看了你，你偏要用各种手段推翻政府，由你那个党一党执政，领导政府，领导国家，领导人民，那你就越位了。你就会受到制裁，惩罚。在人类历史上，党的出现比政府晚的多，但它的消失却要比政府早的多。党和政府不过是人造的机器而已，人可以打碎机器，可以造新机器代替旧机器，机器再强大，只能服从于人。

　　人，政府，党三者的关系就是如此简单，有人把政府和党，象过去的皇帝一般，套上一件神秘的象长城一样厚的华贵外衣，在昨天，它确能吓唬人，但在自由民主已成全为人类共识的今天，它不过是一层窗户纸而已。任何一个独立思考的人站在人性的立场上，伸出一个小指头，就能捅破它。

　　那么一党执政有无好处呢？一党执政也有好处，最大的好处是决策快，因为它省去了利益相悖的人之间的争吵，它可以尽快办一些粉饰一党执政的面子工程，如广场，市政府摩天大楼，高价住宅楼等。因为全国的税收在一党手里，它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免得扯皮。

　　有利就有弊，一党执政当然也有弊，而且弊大于利，这是它的本性所在，不是哪一个人所为，也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改变的，包括这个执政党的领袖对它也无可奈何。同样，站在人性的立场上，看一党执政的弊有哪些呢？

　　第一个弊是：一党执政必然是专政，不管你在专政的前面加上多美好动听的词汇，但它的实质依然是专制。要专政就必然要把人划成三六九等，什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等等，有户口和没户口的人等，农民里还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中农里又有上中农下中农等等，这些还不够，人堆里还得有左派，右派，积极分子，落后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子女等等，五花八门，眼花缭乱，有的一党执政还显不够，在民族之间也要来划分，什么优等民族劣等民族。于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就需要实行剥夺，镇压，管制，管教，办学习班，隔离审查，双规，说清楚等等，又是眼花缭乱五彩缤纷。甚至还要发动战争，消灭劣等民族。因而，在一党专政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永远是一句假话，几乎每个家庭都要受到伤害，却是不断出现的铁的事实。

　　第二，一党执政管不好钱袋子，纳税人的钱归一党所管，不管这个党是如何自话自说的先进，是如何的伟大，但党终究是人组成，面对似乎是用不完的钱袋子，有几个能挡住诱惑？好吃懒做，贪得无厌，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天下有几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执政党之下的贪污腐化又有两种形式，一是变着法儿公然把纳税人的钱往家拿，如利用手里的权利受贿，把自己领导的国营企业低价评估，再抵押给自己领导的国有银行，从银行拿贷款买下国有企业归自己，一分钱不花，不仅一夜之间成为千万富豪亿万富翁，还有个好名声，搞活国有经济。这是有意识的贪污腐败。另一种贪污浪费是无意识的，习惯性的，如公款吃喝２０００亿，出国考察２０００亿，公车消费５０００亿，占全国ＧＤＰ十分之一，当然，这里有些是必要的，但能不能省下一半？

　　第三，一党执政下的政府机构越精减越多，贪污的面和数目越来越大，税收越来越高，世界通行税率是个人收入的１０% 到１５% ，而一党执政的国家有的高达７０%.以上是因为没有制约的权利，具有自我扩张自我膨胀的天性。任何一个执政党，当然也有把国家搞好的欲望，但在什么样才算好的问题上又是一党的己见，于是，为了把这个一己之见的好的欲望落实，就想干很多事，干事要钱，国家政府的钱只有一个来源――税收。于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就可以随国家需要定税。收税要人，保护收税人也要人，说明收税是正确的还要人，税不够就收费，收费又要人，一环扣一环，环环都是执政党说了算，效率是高，但权利就随着不可遏制的欲望自我膨胀起来。吃国库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第四，一党执政下社会道德风尚日益低下，纳税人眼看着国库里的钱，象流水般灌溉着官员吃喝玩乐嫖的绿地，自然心里不平衡。于是，上行下效，医生收起红包，学校乱收费，警察借着扫黄打非捞点外快，连向来神圣公正的法官也挤了进来，甚至连是玩游戏的运动员裁判员，也能变着法儿搞钱。为了权和钱，人人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辞，社会的天平向人性恶的一边急剧倾斜。道德伦丧就成了贪污腐败的孪生兄弟。

　　第五，一党执政下的市场经济不是健全正常的市场经济，而是权利无处不在的裙带经济，于是，有了不怕假药怕假烟的怪现象，为什么烟草要专卖？无非是它的高税收。高税收的全以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被政府垄断着，至于卖苹果的擦鞋的，你们去竞争吧，为了搞面子工程要拆迁，说是招商引资么，盖大楼给你住还不好？给你几千元拆迁费，不够买十几万几十万的房？那你自个儿去挣啊，市场经济么。不全面不公正的市场经济只能带来畸形的经济发展，只能不断的滋生腐败，只能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跛脚市场经济，只能产生虚假的片面的局部的繁荣经济，即市政府大楼，立交桥，服装鞋帽业等的繁荣，而繁荣的背后，却是农业依然是老牛拉犁，制造业依然是榔头加锉刀，核心软件必须靠进口的无情事实。

　　第六，一党执政下社会治安恶化，人人都想着法儿利用一点点的权利关系，在别人那儿捞钱，那些毫无一点权利和关系的人也是人，他们的心理也会不平衡，他们也想过好日子，他们也要吃饭，怎么办？偷，抢成了他们谋生和报复的有力工具。尽管有武警，有公安干警，经济民警，小区还有保安警，还有城管等等，但家家户户还是从一楼到六楼，都把阳台和窗户封的象牢房一样，就是在大白天，走在大街上，也得把包挂在胸前，要不，遇上个飞摩，你就自认倒霉吧。除了被抢和偷的恐惧，老百姓还有被逮捕，高涨的学费，昂贵的医疗费，天价的房费，与日俱增的失业大军等数不完的恐惧感。

　　第七，一党执政必然要采取愚民政策，在宪法上已有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前面，加以阶级，反党反革命等可怕字眼，无视天赋人权，制造新的人与人的不平等。于是，软骨头的学者，专家，教授，记者等知识分子一代又一代的跪倒在权利的脚下，伪造历史，编织谎话。欺骗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他们毫无人格，良心全给权力和金钱吃光了。一个国家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因此，一党执政下，只能保持党和政府的官员和他们的亲属，过着社会主义生活，而体制外的人只能在政治上过奴隶生活，在经济上过早期资本主义生活，一国三制。这也是党和政府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必须让体制外的人不知道真象的原因，也是必须限制新闻出版自由的原因。

　　第八，限制思想带来了人的思想麻木，科学，文学，艺术等等人的精神创造力也随之衰退，经济学家成了经济注释家，整个民族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禁锢人的思想，比贪污腐化对社会和民族的危害还要残忍还要可怕。贪污腐化丢失的是国库里的金钱，而禁锢人的思想流失的人的良心和道德，它将慢慢抽掉民族的脊梁。

　　第九，一党执政造成了党的领袖人物管不了党，党管不了党的领袖的奇怪现象。一党执政的党里也有廉洁的领袖，但他只能帮某一个民工要回拖欠的工资，却难以要回所有民工拖欠的钱，因为腐败的体制比他一个人的力量大得太多。杀了一个贪官，还会冒出十个，因为贪官的土壤还在。若一个领袖变成了草菅人命的疯子，国家主席将军元帅也难以幸免，而那个领袖却并没有违纪犯法。因宪法上写着党领导国家，党章上又有全党服从中央，民主集中制，最后自然集中到领袖一个人手里，领袖的话自然大于党纪国法。

　　第十，是人，就有错，尤其是没有监督的领导人，在决策上难免有错，但一党执政没有竞选，只能是传子制，禅让制，选拔制，而无论如何，这里最显而易见的，是后任领导很难纠正前任的错误，即使万不得以要纠正前任的错，也只能是局部的，皮毛的。人是有感情的，感恩戴德也是人性之一。因而，一代代的错误难免越积越高。

　　一些俄罗斯人，中国人，朝鲜人，残酷的掠夺本国的老百姓，毫无人性的摧残青少年，只是为了验证德国人马克思的一句话，“如果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不解散自己的政党，那么它就会迫使全体人民，以自己的信条来做宗教的信仰，党就会腐败堕落成中世纪后期的宗教寄生虫一样的组织。

　　一党执政的弊可能还有，但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党专政才是社会不稳定和谐的根本原因，重要的是它违背了人性，违背了自由民主的时代潮流。所以它注定是短命的。有人会说，不一定，希特勒的一党执政，才是注定短命的，但苏联共产党要不是戈尔巴乔夫，可能今天还在执政。有这种可能，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没有戈尔巴乔夫，也会有李尔巴乔夫，张尔巴乔夫，即使体制内没有，体制外也会有，波兰的团结工会，瓦文萨就是代表之一。

　　其实，戈尔巴乔夫只不过是做了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替斯大林还债。把人民的权利还给人民而已，还政于民而已。但也正因为这一点体现了戈尔巴乔夫高尚的人格，因此他不仅赢得了俄国人，乌克兰人，德国人的尊重，也赢得了全世界热爱和平自由民主的人民的尊重。

　　一党执政的党前途不妙，那其余的政党呢，它们是不是前途广阔呢，答案是它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就拿现在最吸引全球人的视线的美国两党来说，它们也露出了衰退的端倪。首先，他们谁也没有尝过单独执政的甜头，即使总统是共和党的人，但总统只不过是政府的行政行政分支的一个首脑而已，政府的另两个分支不仅他管不着，反而还管着他。国会里是有不少共和党的人。但民主党的议员数量也和他们不相上下。在美国，从来就没有什么一党执政。布什政府和美国政府完全是两回事。

　　其次，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没有什么党委政治局什么的，进了政府的总统和议员，压根儿不要向党汇报什么思想和工作情况。党员要进就进，要出就出，象进超市一样随便，尽管总统是共和党的，国会里有半壁江山，但党拿不到国库里的一分钱。党的活动经费全来自私人捐款，即使这样，法律对捐款的上限也有明文规定。这明摆着是不相信党。美国人相信上帝的比例远远大于相信政府，你还指望他相信党？

　　三是别看他们每四年一次为了个总统的职位争得面红脖子粗，但你要仔细看看他们争吵的内容，就会发现，他们并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实质区别，他们的立场其实是越来越近，所争吵的问题无非是收税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同性恋能结婚还是不能结婚。因为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在两百年前的一纸宪法里早已解决了。也正因此，近来几届的总统选举，已有个人抛开党来独自竞选总统了，个人不要党自己竞选总统绝不是不可能成功的事，两百年前早有先例。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就是不靠任何党当上总统的。

　　你听说过绿党吗？这个欧洲不过二十来岁的不伦不类的家伙，象个幽灵一样，使选民象雾化般的，成为一个个不依附于任何政党的个人，使不可一世的一个又一个政党，变成泥足巨人，变成随时可能坍塌的王朝。这个绿党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不仅提倡人与人平等，还提倡人与大自然平等。他们已有不少人进了政府，但绝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党，说他们不过是一群热爱人和自然的人而已。

　　个人不靠党而自己竞选当上总统，不仅美国有，俄罗斯也有，普京第一任总统是借了叶利欣的光不假，但第二任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听说他在这届总统卸任四年后，还想竞选总统，到那时，他不靠任何党，自己竞选，也不是没有可能再当一次总统。

　　巧得很，华盛顿和他的伙伴们把政府官员关进了笼子，戈尔巴乔夫和叶利欣打碎了执政七十多年苏联共产党的笼子，粗看，他们不亏为民族英雄。但细看，他们的后面是一个个的人，是千百万要维护天赋人权的人。

　　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进步，政党的作用会越来越小，它的消亡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并不遥远。相反，个人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尤其是互联网和电视的普及，技术的提高，你可以独自将个人的治国主张昭示于天下，争取选票。而不要坐着飞机，带着党的一大帮人到处颠簸，到处开会拉选票，，即竞选的成本会越来越小。说不定哪一天，你也可以不要任何党，而一个人竞选当上总统。

　　但是提醒你，华盛顿说过，在美国当总统，就象做罪犯一样，所以他在当了两任总统以后，说什么也不干了。劝你三思而后行。

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伤人过多的理论误区

　　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伤人过多的理论误区

　　“共产主义要几十代人奋斗”之说可能另含深义

　　江泽民总书记2001年“七一”讲话说，“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

　　当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冷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实现共产主义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奋斗。

　　后来，看到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先生一篇文章提到，江总曾问小平“几十代”是否太长了，小平没说什么，仍坚持原来说法。

　　说实在地，当时我对小平这个说法不理解，有怨言，曾经发过牢骚，说从孔子到现在，他的后代才七十几代，二千年后谁还记得我们说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

　　最近看了几篇根据苏联解密档案写的文章，才顿晤小平“姓资姓社不要争”、“共产主义要几十代人奋斗”的深邃含义，更理解了他的英明之处。

　　一本被称为“俄国革命圣经”的书

　　这些根据苏联解密档案写的文章提到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涅恰耶夫写的《革命者教义问答》，说这本书“大名鼎鼎”，被称作“俄国革命的圣经”，列宁、斯大林很赞赏。说斯大林才翻两页就像中了魔似的被它吸引住了。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还曾极力主张重印。列宁说，“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部《群魔》（以涅恰耶夫为原型），革命者就忘记了涅恰耶夫，这不公”，以致“完全忘记涅恰耶夫具有组织者的特殊才能，到处都能进行秘密工作的特殊技巧，把自己的思想纳入震撼人心并永生不忘的表达的本领”。

　　笔者没有找到《革命者教义问答》这本书，但根据阿夫托尔汉诺夫的《党治制的由来》、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闻》、蓝英年的《寻墓者说》等文章，我们可以知道《革命者教义问答》有如下一些主要论点：

　　※革命者是注定要灭亡的人 。

　　※革命者必须抛弃掉身上的一切感情，他的惟一的热情只有两个字：革命。

　　※为了革命胜利，他可以同一切社会公认的道德法则决裂。

　　※如果饥荒、水灾、地震能促进革命胜利，那么，就让饥荒、水灾、地震来吧。

　　※如果同盗匪结盟能加速革命胜利，那就不妨结盟吧。

　　※如果人民不觉悟，就设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促其起义……

　　※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家组织，在关键时刻搞一次成功的密谋，就可以夺取国家政权。

　　※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大多数旧居民都要被消灭掉，以免妨碍新一代俄国人全速奔向社会主义光辉未来……

　　※为了让俄国人民更好地奔向社会主义的未来，他们认为必须将大多数居民消灭，因为这些人是无法改造好的，无法奔向社会主义天堂的――为了社会主义，必须将大多数居民置于死地。

　　列宁主义的理想信念和涅恰耶夫《革命者教义问答》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很同情流亡到欧洲的俄国民粹派革命家，但并不赞同他们的理论。上述文章提到，与同情其他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成为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其厌恶涅恰耶夫。这可能与他们对《革命者教义问答》无视社会公德、不择手段和极端残忍的反感有关。

　　看来，斯大林赞同这本书，并且付诸于实践。列宁虽然在他的著作中批判了俄国民粹主义，但是却赞赏涅恰耶夫及其著作《革命者教义问答》。

　　列宁的老师、熟知列宁强点和弱点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他１９１８年4月病危期间口授、苏联崩溃之后于1999年11月发表的《政治遗嘱》中,就曾明确指出：“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布尔什维主义有什么新东西吗?只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社会主义是人道的、社会公正的社会，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正如在恶的基础上创造的善包含着更大的恶的幼芽一样，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装药”。

　　从普列汉诺夫这些话可以看出，列宁的理论中含有涅恰耶夫《革命者教义问答》的观点和主张，也就是说，列宁主义含有俄国民粹主义、特别是涅恰耶夫的某些观点。这就是说，列宁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及其实现途径的理论，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已经不是马克思本来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信念，而是含有涅恰耶夫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理想信念。

　　到底应该怎么看《革命者教义问答》的观点和主张

　　在不具备合法斗争条件、必须武装夺取政权的国家，革命家的任务就是要发动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和农民起来推翻地主资本家的反动统治。就像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激化工人和农民同地主资本家之间的阶级仇恨和矛盾，是发动和进行这种革命的必备条件和主要手段，在革命者看来，为此而采取的一些常规和非常规措施，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在这场激烈的斗争过程中，敌人对起来造反的工农大众是非常残忍的，是不会遵守什么社会道德规则的，因而，革命者打破这些道德规范的约束，不择手段地去对付敌人，当然应该也无可厚非。

　　在夺取政权之后的初期，在剥夺剥削者生产资料之后的初期，被推翻了政权的和被剥夺了财产的地主资本家，他们必然会为夺回政权和财产进行疯狂的反抗，因而，革命政权对他们进行镇压，当然是必要的。

　　问题就在于，《革命者教义问答》认为，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大多数旧居民无法改造好，无法奔向社会主义天堂，会妨碍一代新人全速奔向社会主义光辉未来，必须将大多数旧居民消灭。甚至认为，连旧社会来的革命者也不适合生活于他们自己为之奋斗建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因而断言“革命者是注定要灭亡的人”。

　　写到这里，我才豁然懂得，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和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为何会同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毛泽东主席为何不为鲁迅不当右派、不进监狱打包票。我也懂得了毛泽东主席如何处置以城市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陶汰”。

　　我手头没有《革命者教义问答》这本书，无法判断这些引文的精确性，感到这些引语有作者反共情绪的夸张之词，诸如“都要被消灭掉” 等用语；但去掉反共夸张因素之后，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二是大多数旧居民不适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会成为向这个未来社会过渡的“妨碍”，必须使他们消失。 问题就出在“培新灭旧”这两点上，社会主义国家伤人过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社会主义国家伤人过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如何对付这些妨碍新一代人奔向社会主义的大多数旧居民，苏联采取了杀头、关进监狱、集中营和疯人院等恐怖和血腥的镇压手段，使其“消失”。中国有教化的传统，除了杀、关、管之外，主要采取了改造思想的办法。

　　斯大林1936年11月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进行了恐怖的大清洗。据曾任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有权查阅所有档案馆资料”的前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沃尔科戈诺夫上将说：“在1937和1938悲惨的两年里，照我的看法，大约有三百五十万至四百五十万人遭到镇压，其中有六十万至八十万人死去是判了死刑的。还有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被‘法庭’判处死刑，而是后来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 从1929年到1953年总共有一千九百五十万到二千二百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人是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

　　据曾在苏共中央工作、一九三七年被捕下狱、后流亡西方、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学专家”的阿夫托尔汉诺夫调查统计，在领导十月革命的二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五人自然死亡和三人被敌人杀害外，有十五人被斯大林枪决，二人因受斯大林迫害而自杀，三人失宠，三十年代大清洗后唯一活着并继续掌权的就是斯大林。在革命后建立的首届政府十六名成员中，除四人死在斯大林独裁之前，其余十二人全被他杀害。国内战争时期的十六位前线司令中，有十人被他处决。在一九三四年苏共“十七大”选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员中，有九十八人（占百分之七十）被处决，参加这届代表大会的一千九百五十六名代表有一千一百零八人被捕下狱。从苏共一八九八年成立到一九三四年，被选入历届中央委员会的共有二百八十四人，除在三十年代大清洗前正常死亡和阵亡的四十五人外，有一百八十八人被处决或在监禁中死亡，八人自杀，二十二人被开除出中央，只有二十一人受宠（其中一人一九五二年被斯大林处决），成了斯大林的亲信。

　　过去，我们只是从斯大林个人性格粗暴残忍和个人权力欲望强烈专横的角度，分析这些问题，探索原因和教训。现在看来，这样分析还比较肤浅，没有抓到根本。如果这只是斯大林个人性格和权力欲的问题，那么，这种现象只应该发生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但是，我们看到，几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类似的现象。而且，几乎都是发生在建立社会主义、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大都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罪名处置的，寻其逻辑机制都同认为这些旧社会来的人不适应社会主义新制度有关，都同涅恰耶夫《革命者教义问答》那种必须将大多数旧居民消灭的“培新灭旧”的理论有关。

　　中国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1957年反右派，五、六十万乃至上百万左右知识分子和和党政干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配到边远地带劳改农场，一改造就是二十一年，直到平反才回来，其中不少人饿死、累死、自杀、致病、致残在那里，甚为悲惨。在1958年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三年大跃进中，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还有无数的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因表露出疑义遭到批判和斗争。毛泽东主席在这期间的言论，突出显示出类似俄国民粹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仇视知识分子的情绪，轻蔑地说什么那些“大学教授一不会革命，二不会打仗，三不会作工，四不会种地，只会反革命，搞资本主义复僻”。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伤害人之多、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手段之惨烈，超过以往任何运动，仇旧灭旧情绪达到顶峰，什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扫四旧”，“清除黑五类”，“清理阶级队伍”，“臭老九下五七干校”，“斗私批修”，……都是针对旧思想、旧文化、旧人类，要实现共产主义，就要像剥笋剥葱那样一层层剥掉，培新灭旧，只留下纯白的，结果连革命家们自己，直至位居最高最核心的人物都一个个剥去了。

　　这种“培新灭旧”理论的顶峰就是红色高棉，1975年4月17日一解放金边，三、四天之内就以“美国飞机要来轰炸”为借口，把金边居民全部赶到农村去改造，结果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非命。毛主席多次接见过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我们的国家通讯社报道了红色高棉这种作法，称赞他们比我们彻底，是个“发展”。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每到真要付诸实施时就出问题，原因亦在此

　　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追求，确实曾给我们以极大的精神力量。我们也确实是认真对待这个理想信念的。因此，在夺取政权之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以急切的心情，认真考虑建立这样一种理想社会，也就是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准备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要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一要生产高度发展，物资极大丰富，二要人们高度自觉，具有共产主义觉悟。为此，一要大力发展经济，二要培养一代共产主义新人。但是，为了加快发展经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干尽了蠢事，出尽了“土洋相”。为了培养一代新人，“十年文革”，破旧立新，割断历史，破坏文化，剥笋剥葱，扭曲人性，伤人无数。

　　理想信念曾经给我们以极大的精神力量，鼓舞我们前仆后继，去夺取战争的胜利。为什么到真的要付诸实施时就出问题呢？除了“最高目标”、“终极目的”的提法和否定多样性的统一模式有形而上学之嫌，违背了发展的无限性和具体模式的多样性，以及急于实现的急躁性之外，恐怕主要就在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信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信念，而是被列宁、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化的含有涅恰耶夫《革命者教义问答》“培新灭旧”（“培养一代新人”和“消灭大多数旧居民”）谬论的“理想信念”。

　　《革命者教义问答》对于如何夺取政权及其夺取政权后初期拟定的斗争措施，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有效的。也许正因为如此，革命者就没有怀疑他对夺取政权后的判断和建议措施的慌谬性，结果错误地采取了许多极端残忍和违背人性的措施，仍然不知错在哪里，像波尔布特那样杀了1/4―1/3的国人，还理直气壮认为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美好理想而奋斗。

　　普列汉诺夫的预言应验了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政治遗嘱》中就曾预言，布尔什维克政权将会出现“意识形态危机”，并且在这个危机中“开始从内部解体”；“解体的过程可能拖上几十年，因为俄国从来不知道民主为何物，又一个专制政权(布尔什维克政权)将会被俄国人毕恭毕敬、逆来顺受地接受下来。加之这个政权可以借助高超的蛊惑宣传、发达的监视和镇压机关来得到加强”。

　　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意识形态危机”，就是前述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恶手段”和“善目的”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导致其“自我毁灭的装药”。普列汉诺夫说：“社会主义是人道的、社会公正的社会，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正如在恶的基础上创造的善包含着更大的恶的幼芽一样，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装药”。

　　苏联在它存在的七十年间，创造的业绩无可否认是辉煌的。但也正如普列汉诺夫所预言，付出了深重代价，并最终在这个“意识形态危机中”“从内部解体”。

　　中国也发生了意识形态危机

　　十年文革期间，几经大的政治震动，人们对传统观念（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产生了疑问，我们也像苏联一样发生了信任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

　　但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种危机的处理，不像苏联人那样，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抛出，叶利钦反戈尔巴乔夫，甚至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休克疗法”，都是从一个极端一下子转向另一个极端，这样，几经震动，苏联这个框架就散了，解体了；而我们，我们的中央，则比较稳妥，老练，成熟，这大概得益于中国文化有中庸之道的传统，不大爱走极端。

　　我们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开始解除毛泽东思想对人们思想的禁锢，纠正了毛泽东主席一些明显的错误决定。继而，1979年1月---4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之后，经过近一年的起草准备，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事求是地评价建国32年来的功过是非，同时也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为全国人民统一认识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数。当然，争论仍在继续，特别是江朱体制实施邓小平改革理论、对国有经济体制实行伤筋动骨的改造之后，传统左派和新左派、传统自由派和新自由派和居于主导地位的主流改革派三派之间，围绕改革的走向和功过是非，争论更加激烈起来。今年三、四月的两个座谈会，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3月4日在北京西山举办“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之后，“毛泽东旗帜”网站4月9日主办举行了“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研讨会”，慷慨激昂，上纲上线，回击由“精英”们主导的上述“西山会议”。

　　除了这些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激烈争论之外，显示意识形态危机仍然存在的迹象还有：中国的市场经济仍然处在野蛮阶段，党政官员腐败现象日益普遍严重，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降……。所有这些现象，都与能为现阶段中国人民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的缺位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仍未度过意识形态危机。

　　胡温新政，根据中国现在面临的内外环境，全面接受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合作共赢、和谐世界的治国方略，为走出理论误区、克服意识形态危机指出了方向，开辟了道路。

　　以人为本是对“培新杀旧”理想信念的否定

　　在“十年文革”之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更广泛地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去苏联东欧阵地之后，先是在中国报刊传媒中，继而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在第四代中共领导人的治国方略中，历史性地推出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 “以人为本”的概念。这决不是偶然的。

　　从前面的考察叙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我们中国以及其它国家共产党人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信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信念，而是被列宁、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化的含有涅恰耶夫《革命者教义问答》“培新灭旧”（“培养一代新人”和“消灭大多数旧居民”）谬论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信念”。正是这个“理想信念最核心的理论误区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屡犯错误，伤人过多，失去民心，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败，转入低潮。

　　“培新灭旧”式的“理想信念”的要害是对人的否定，而“以人为本”则是对人的肯定。因此可以说，“以人为本”的概念是作为前者的对立面，被历史过程和概念运动过程推出来的。“以人为本” 概念的出现，就是对涅恰耶夫式的那种“培新杀旧”、吞噬人的生命和权益的“理想信念”的否定。

　　发掘和科学界定“以人为本”的内涵，打造一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从而，正确认识人，正确对待人，珍惜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人格，保护人的各种权益，发挥人潜在的无限的智能；并且，在打造人本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构建人本主义的政权观（权由民授、由民监督、由民决定去留）、教育观（学校以学生为本）、医疗观（医院以病人为本）等各社会领域的观点体系，从而理顺政府、官员、民众之间以及学生、老师、学校之间和病人、医生、医院之间等各社会领域的关系。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不单单有市场经济法则起作用，而且，还有符合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的马克思主义人本哲学的指导、调节和制约，我们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文明，更加人性化。我们就有可能较快地渡过市场经济初期必然存在的野蛮阶段，就有可能有效地遏止党政官员腐败化和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的趋势，从而彻底克服由过去的理论误区造成的意识形态危机。

　　净化理想信念 走出理论误区

　　五年前，小平同志已经直觉地感觉到了这个理论误区，因而不要我们现在谈论所谓共产主义社会，而要推到十几代、几十代人之后，就是免得我们再度陷入这个误区，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能否走出这个理论误区，渡过由这个理论误区造成的意识形态危机，关键还在于能否正确评价列宁主义。全面否定列宁主义和它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就会否定我们政权来源的合法性。全面肯定列宁主义，就会继续沿着那个理论误区走下去。两者都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净化列宁主义，净化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剔除那些污染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屡犯错误、伤人过多的慌谬理论。而这，就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那场争论，这才有可能回到马克思，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分支和流派。(2006-7-25)

　　作者电子邮件：zhenmin_mei@sohu.com

中东出英雄很难

　　中东出英雄很难

　　刘俊君

　　中东很难得出现英雄,不是说没有这样的水土.而是那里的地理却是中心地带.四面强敌.就算出现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人,也很难力挽狂澜.

　　中国地理比起中东幸运多了,除了北方有个俄罗斯(当年的苏联外),已经没有什么强手了,就算日本也终究力量有限.所以在外强方面,中东比中国是难多了.中国的江山能够光复,有很大的作用占了天时,孙先生的北伐战争,那时候,就是一战爆发前后,世界强国自顾不暇,哪顾及中国.毛泽东打仗的时候,也与当年孙先生差不多.占了天时和地利,人和就不说了.所以中东更加难.

　　如今的世界又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战争,不过也好在没有战争,否则我不会在这打字了,恐怕也要四处去讨饭了.如此,中东四周是强国林立.东北有俄罗斯,东方有个中国,.西方有个欧洲.隔了两个洋还有个美国,并且现在是直接打进中东的.四个强手是绝对不会让中东有英雄走出来,来统一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经历文化大改革才可以.要想强大就必须走唯物主义,这面对的压力很大.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其实也确实是场文化改革,因为毛泽东的权力很大,说改就可以改,阻力少.阿拉伯世界政权林立.就是说文化改革需由政治作为后备力量,中东没有.就只有经历学术的宣传.这无疑在时间,精力,地域,财力,物力,人力等各个方面大大的拖延.而这时间,周围的国家只会更强.意思就是中东更弱.文化不改革,人民就愚昧,愚昧的人民产生的就是愚昧的国家,愚昧的国家就意味着落后,落后就是有英雄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在中东的世界里面有这个实力的就是沙特阿拉伯,而所有的强国对于沙特是非常提防的,怕他振臂一呼.而沙特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所以不敢乱来.那其他的国家就基本上没有这个能力了.

　　要想统一阿拉伯世界,通过全武力是很难得行得通的.只有文治和武功,以文治为主,美国终究力量有限,不会太过.其实美国人点燃了阿拉伯世界的火焰.需要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结合一批强有力的各英雄,号召各国联合.但是所面对的阻力也是空前的.现在伊朗和黎巴嫩的联合可看出点苗子.可惜的是这个力量有个瓶颈,就是号召的力量再大点,俄罗斯,中国,美国,欧洲的枪口就要转变,再把他逼回去,逼到只剩下那么点力量.所以我说很难.此人必须要有着极强的民族精神,大海的胸怀和精辟的目光,还需要超强的意志和耐力.因为此事若想办好,还得加上35%的运气.而采取的策略最好的是联吴抗魏,刘备借吴国的力量打败曹操的事情就不说了.

　　形势虽然是如此, 不过我想一切着尽为人民着想.后半段纯粹是我一家之言,是我自己的揣测的政治观点,可听可不听.非政治实际性.

重新认识日本战后崛起的“神话”

　　重新认识日本战后崛起的“神话”

　　李咏康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通过不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获取了巨额资本，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庞大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国则被夷为废墟，几乎倒退到石器时代。这就是二次大战结束、日本投降时，中日实力对比的真实写照。日本在1931年至1945年的侵略战争中获取了巨额财富，它虽然最后败给盟军，但其本土所受到的损失非常轻微。从经济上衡量，日本得多失少，在二战中是赢家。这一净得的利益也奠定了它战后经济飞跃的基础。

　　然而，狡诈的日本人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拒绝对中国和亚洲的被侵略国做出赔偿。靠着它多年来抢掠的不义之财，利用美国的扶植，日本发展成今日的经济实力，甚至不时拿出几块日元贷款在中国政府面前当施主。他们把大屠杀的罪责否认得一干二净，把欠的债左推右赖，颇有你奈我何的味道。

　　很多中国人也中了日本人的计，以为日本在二战时早被美国的原子弹、轰炸机炸成了废墟。按照中国人不打落水狗(明知落水狗照样咬人)的传统"美德"，这些人认为日本不必赔偿了，甚至觉得日本当时蛮可怜的。更让日人高兴的是，有些中国人还免不了有点自*自卑、怨天尤人，骂政府无能、怪同胞素质低、恨自己投错胎之余，甚至会产生汉*倾向。因为，如果日本战后也成了废墟，而五十年后的今天，日本巨富，中国特穷，岂不只能说明中国人民低能，日本人优越……? 有这样想法的人恐怕不少，但他们确是大错特错了，错得离谱、荒谬、可悲。

　　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虽然使之一度陷入了美国的管制，但在它经济上却收获颇丰，以较小的代价对亚洲大陆与太平洋国家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榨取。对于日本的榨取，读者(除非是日本人)恐怕没有太多异议，所以本文先重点说明日本战争损失轻微的事实。

　　一、日本逃脱应有的惩罚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本岛未受地面部队炮火的攻击，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其所受的唯一打击方式是盟军海军与空军的轰炸，因此要计算日本的实际物质损失，只要考虑盟军的轰炸规模即可。并于这个问题，《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总结报告(太平洋战争部分)》有详细的统计数据。

　　整个战争中，包括两枚原子弹在内的所有轰炸造成的日本人死亡数量为三十三万，等于日军在南京屠杀的中国人数量，等于日本在1937年至1945年间屠杀中国人数量的百分之一；盟军所有轰炸造成的物资损失，仅相当于日本一年从中国东北掠走的财富。

　　一．一、对日常规轰炸的规模为对德轰炸的百分之十二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盟军对日本本岛共投弹十六万零八百吨，其中十四万七干吨由B-29轰炸机投下。相比之下，盟军在德国境内投弹一百三十六万吨。除飞机制造业以外，日本的其他主要工业交通电力都未曾受到有规模的轰炸。

　　对日最早轰炸的是杜利特带领的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机队，纯粹是为鼓舞盟国士气。持续的轰炸在盟军攻占马利安那群岛(该群岛距日本本岛两千多公里)之后四个月，也就是1944年11月底才开始。只有在那时，盟军才拥有了一个置日本于B-29远程轰炸机航程内的大基地。初期的轰炸方法是在一万米的高空投弹，在此高度上可减少日本防空火力的威胁，但淮确率低于10％。直到1945年3月9白，盟军对日总投弹量还不到两万吨。所以真正有规模的轰炸，只有从1945年3月至7月的五个月时间。从1945年3月9日起，美军开始采用夜间低空轰炸的方式，从两千米至六千米高度投弹。当天晚上，一百多架B-29向东京一个居民密集的区域投掷一千六百多吨燃烧弹，饱和式的轰炸打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该区域变成千片火的海洋，死伤十八万多军国主义支持者。这是盟军轰炸中最成功的一次，由于日本人有了防备，随后在其他城市的类似轰炸效果要小得多。

　　投弹的吨量从1945年3月的一万三千开始按月增加，到1945年7月(日本投降前的一个月)达到四万二千吨。由于这一数量不足以对日进行广泛的轰炸，盟军选择性的轰炸了一些优先目标，主要是与飞机制造有关的军工企业。日本的铁路系统、电力系统没有受到轰炸，化工、钢铁、造船等工业则尚未列入主要轰炸目标。日本97％的军用物资则是储于地下或已分散，不受轰炸影响。

　　即使是选择性的轰炸目标，调查表明其受到的影响也是相当有限的。日本投降前的一个月，其飞机产量为每月一千架，高于1942年每月七百架的水平。其炼油、制铝与火药的生产虽有大幅降低，但主要是因为海运受制导致原料输入不足，不是因为工厂受到轰炸。燃烧弹对付日本的木结构住房效果明显，但对坚固的工厂厂房则威力不大。而当时美军的轰炸能力还不足以广泛地用高爆炸弹密集攻击日本的工业。B-29飞行高度的降低，使35％的炸弹能落到目标三百米的距离之内(现代的激光制导炸弹精度可达10米)，虽然比原先的10％提高不少，但以这个精度，除非是用大量飞机地毯式轰炸，还是难以保证摧毁目标。以这个精度，本来要投在厂房上的炸弹，很可能掉到一块空地上，从几公里的高空看去但见一团浓烟笼罩目标，其实可能只不过震破几块玻璃。中途岛美军的高空轰炸机群对日本舰队(航空母舰目标不小吧!)丢了一堆炸弹没有一颗命中；欧洲战场上德国被天天炸，但其飞机生产有增无减；越战时美军狂轰滥炸没使胡志明小路中断一天，……轰炸的效果有限是为兵家公认的一个事实。

　　据统计，盟军对日本的轰炸共摧毁了四十七万桶石油制品、二十二万一千吨食物和二十亿平方码的纺织品。这个数字与日本在中国的掠夺和破坏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一个日本兵一杆枪、一把火就把一家中国人打死，房子烧掉，财产抢走。盟军九个月有限规模的轰炸对日本的损害，又怎能与一百多万日本兵在中国三光八年所造成的损害相比! 一・二、原子弹没有摧毁广岛在美国投下原子弹之后，日本人立即调动舆论追究美国是否人道的问题。美国截获得到的日本外交通讯表明，当时的日本外相重光葵(甲级战犯，战后曾任日本首相)立即指示要利用原子弹的事来制造对日本有利的舆论。殊不论日本人是否有资格讲人道，事情的结果是，日本成功地利用原爆事件，把自己扮成一个可怜兮兮的受害者，到处向人述说它吃原子弹的苦，说来说去，它倒成了二战中最惨的。在把人们的视线从它的暴行转移到原子弹上之后，它便开始改写历史，甚至将自已说成是解放亚洲于西方殖民主义的救星。日本极力夸大两颗原子弹造成的伤害，不时集会纪念，同时在原爆馆内陈列当年皇军胜利进入南京的大幅照片，毫不将中国人的抗议放在眼里。

　　日本人狡诈却使很多善良的人受到欺骗。这些受骗者甚至开始同情日本，替它打抱不平。

　　到底广岛和长崎受了多大的损害呢? 广岛原爆造成了近七万人死亡，五万多人受伤。爆心两公里范围内的砖造建筑被摧毁。市中心的小工厂大部分被夷平，但是城市周围的大工厂几乎完全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它们94％的工人没有受伤。这些工厂占广岛工业产量的74％，估计它们可以在三十天内恢复正常生产。广岛的地下设施没有受到损害。铁路运输在8月8日也就是爆炸后两天恢复通车。在原爆中心烧焦的地面，植物重新继续生长，没有残留核辐射的迹象。长崎因为地处群山包围之中，原爆的效果小于广岛。总计死亡和失踪人数为四万多。五万二干座民宅中有一万四千被摧毁。长崎的工业的96％集中在三菱公司控制下。最大的一个工业设施，它的一个船坞，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位于爆心附近的一个军工厂损失了其价值的58％，一个钢厂损失了78％，稍远的电机厂损失了其价值的25％。估计兵工厂和钢厂可以在一年左右恢复大部分生产，而电机厂则只需半年即可。

　　诚然，原子弹使日本感到了灭种的危险(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办法让日本放下屠刀吗?)，如果当时美国有足够原子弹的话，靠马利安那群岛上的B-29即可在一天内对日本所有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施行核爆。然而，从统计数字来看，两次原爆远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威力无究。反倒是日本找了一个倒打一耙的口实。事实上，当时的两颗原子弹当量很小，据估计，要造成与日本南京大屠杀相等的损害，至少要在东京这样的城市上空引发一枚3MT的热核装置，而广岛原爆只有这一当量的百分之一。

　　二、日本在侵略中获得的经济利益远大于其战败的损失日本是一个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其地域狭小而山地面积占85％，却有一亿多人口，矿藏稀少，却有庞大的工业，因此几乎所有食物与工业原料均需进口。在1937至1945年期间，通过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原材料、粮食和劳动力的无偿占有，日本积累了深厚的资本，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侵华日军司令(火田)俊六在1941年9月上书说："不只现地军(指侵华日军)要依靠大陆以图生存，日本的总动员的资源也要取自中国，这不是很严酷的事实吗?"这一上书的目的在于主张先摆平中国的抗日力量再行南进，但也说明当时的日本人确实是在以吸中国人的血为生。日本在1931年即占据了资源富饶的中国东北三省，后来更占领了华北、华东、华南的辽阔土地，建立伪满州国和汪精卫汉*政权，控制了中国几乎所有的矿山、工厂和农村，使用中国的劳力对中国的资源进行掠夺。

　　日本对中国的掠夺在《日本的侵略与掠夺是中国贫穷的直接原因》一文中有更多的说明，在此不再重复，而着重概括日本对东南亚诸国的盘剥。

　　1941年日本制订了《南方占领地行政实施要领》，其主要内容包括：

　　1)占领军从占领地收取重要国防资源以供日本调遣：

　　2)占领军须取自于现地的生产品以自活；3)在占领区之物资由海陆军征用船舶输送至日本：

　　4)占领军接收并管理占领区的铁道、船舶、港湾、航空、电信及邮政。次年日本内阁又通过《关于南方经济处理之件》的决定，制订日本在其占领地的方针。除以上各条之外，更强调占领区的开发必须由日本政府指定的企业承担。被指定的企业主要有三井、三菱、住友、古河、日矿等财阀。

　　随后日本人在东南亚无限制地发行南方开发金库券及军票等纸币，彻底进行收刮。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地的主要农产品本来是砂糖、烟叶、咖啡等，日本人却勒令他们改种水稻与玉米。同时又把越南、泰国、缅甸所生产的稻米几乎全部征为军粮或运回日本本岛。后来，日本在战事处于不利时，为扭转败势，对中国和各占领区的掠夺更加变本加厉。1944年末到1945年，越南农民即因粮食全部被夺而饿死两百多万人……。

　　日本以这样残酷的方式对中国及东南亚与太平洋国家的榨取导致了它本身经济的腾飞。掠夺的财富被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例如，以不变价值计算，1943年日本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7％，1944年则增长了10．1％。1937年，日本钢产量为五百八十万吨，而到1943年，则达七百八十万吨，其生产能力则达一千三百多万吨。商业造船由1941的二十三万八千吨，增加到1944年的一百八十五万吨(加进掠夺之运输)。1942年完成一艘六万四千吨战列舰和六艘小型航空母舰，1944年完成的吨位则比此高出十万吨。飞机生产由1942年的每月七百架增加到了1944年的每月两千五百多架……。

　　以上一系列数据说明，在盟军尚未取得马利安那群岛的轰炸机基地之前，日本是越战越强。其原因很简单，依靠残酷的掠夺，整个日本民族过上了白吃、白穿、白拿原材料并且拥有若干亿奴隶的吸血鬼生活，日本的两百多万侵略军不但不需要国内提供粮草，反而可以把被征服国的粮食、资源和劳力最大限度地运回国内，而无须顾忌被掠夺者的死活。原来日本要化钱买原料和食物，现在则免费享受。总吨位一千多万吨的庞大船队穿梭于被占国与日本之间，源源不断地运回物资，把工业实力再大大地向前推进。盟军对日本商船的攻击，大大减小了其运输掠夺物资的能力，使其工业生产在1945年由于原料缺乏、开工不足而有较大下降。但正如前而指出的，由于对日本本岛轰炸的规模甚小，这一下降并非生产能力(设备与劳力)和物资的损失。

　　日本人不断诉苦说他们在战败时如何吃个饱，实际上，战前日本人平均每日食物热量为2000卡，1944年，也只降至1900卡，到投降时，还有1680卡。当时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的航运已经基本中断，这些食物主要是从中国运回来的，又有多少中国人因此饿死?日本投降时还拥有战斗飞机九千架，五百多万军队，准备与登陆的美军拼死一战，意图使后者因伤亡太大而不得不与日本妥协，使日本可以保留其获得的部分利益，如中国东北等。然而，原子弹使日皇认识到投降比"日本完全灭亡，稍胜一筹，只要种子残存，仍有复兴之光明"。

　　波茨坦公告明令日本不得拥有军工企业，但是日本在投降之际即迅速地毁灭所有重要文件并把所有军工转为民用，从而逃脱了本应被解体的命运。后来，美国为了其"全球战略"，不但阻止被害国向日本索赔，反而释放大部份甲级战犯，让他们重返政坛，扶植日本垄断资本，从而使日本在掠夺战中积累的潜力得到释放。到60年代，日本的造船、汽车、钢铁就已分别居世界的第一、二、三位。此后的几十年，日本没向中国赔一分钱，倒给自己建起了高楼大厦，过起了世界富豪的日子。

　　三、结论：多行不义者不会自毙日本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敲骨吸髓的榨取使日本在1930至1940年代初的十余年间获得了极大的财富并且导致其经济迅速膨胀。与一般的看法相反，日本在盟军为期九个月规模有限的轰炸下没有受到显著的损伤。以上列举的数据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这一点，从而揭示了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一个秘密，日本掠夺的财富是它战后经济增长的源泉。战后日本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区别在于，它是掠夺最多、损失最小而且没有对受害者做出赔偿的国家，日本欠的债，本来应该先拆卸其工业抵偿一部分，剩下的再分期偿还，但是美国却让它逃脱了责任。日本就好比是一个打家劫舍的强盗，他杀人放火抢了无数财宝，由于受到昔日强盗帮里的同伴(美国，曾与日本勾结分别吞并菲律宾与朝鲜，鼓动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庇护，他保留了所有的抢劫所得，等风头一过，马上拿出这些财宝来投资做生意，干起洗钱、发财的勾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的经济奇迹的实质就是极端残忍的掠夺。

　　现在的日本，又是雄心勃勃。数十艘军舰云集钓鱼岛，一副"支那人敢与皇军决一死战吗?"的架式。首相从靖国神社参拜出来，南下东南亚，自信十足。而军费己跃居世界第二，远洋舰队的防线延至台湾海峡，又在积极寻求制造核潜艇。……与此同时，散布中国威胁论，企图联合西方及中国的邻国们一起来扼制中国……。

　　日本的历史是侵略与残杀的历史，日本的经济是掠夺与榨取的经济。但是，在我们有力量和决心去结束它的罪恶历史之前，它不会自动消亡；在我们有实力索回被掠夺财富之前，日本还将靠中国人的血液繁盛。明确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忘记我们面临的危机和肩负的沉重的历史使命。

　　[注一]本文所用盟军轰炸的统汁数据，主要来自1946年7月1日美国政府发表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总结报告(太平洋战争部分)》。为了评估空中力量的战略作用，以对美国武装部队未来的发展以及未来经济政策和国防的关系，杜鲁门总统在1945年8月下令就盟军对日本的所有形式的空中攻击进行详细的调研。调查团成员共包括军职与文职人员一千一百入，以东京为总部，在包括广岛、长崎等的四个城市设有分部，并有流动工作组往来于日本其它地点、太平洋岛屿及亚洲大陆。调查得到了美国陆海军的大力支持，利用了幸存的日本文件，讯问了日本陆军与海军高级官员，政府官员，工业家，政治领袖和他们遍布日本的下属。如报告中前言所说，调查对日本的经济和战争生产取得了具体到每一个工厂、每一类工业的相当精确的详细数据。

土地私有化才是房地产市场正常化的出路

　　土地私有化才是房地产市场正常化的出路

　　庄大军

　　近年来，房地产业蓬蓬勃勃，俨然成为中国大地上最兴旺发达的行当之一。但凡有经济头脑的人，无不想方设法削尖了脑袋往这个行当里钻，有实力的资本家买地皮开发楼盘赚大钱，贴身裤兜里藏着小钱的人忙不迭的买上一两套公寓，待价而沽小赚一把。然而绝大多数和我一样的老百姓却无可奈何愁眉不展的望房兴叹，购屋买房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榨着我们的嶙峋瘦骨，让我们生活在无奈和痛苦之中。面对着如此沉重的负担，我们一边战战兢兢心有不甘的掏出自己的血汗钱，与此同时又百思不得其解，我们的钞票到底花到哪里去了？我们的脸上画满了问号，想不通！想不通！还是想不通！

　　最让我们想不通的是土地到底属于谁？大家都知道，凡是购买了住房，或迟或早都拥有两证，即产权证和土地证。可是仔细一想，我国的宪法里好像并没有关于土地归私人所有的任何条款，就是说，国家的每一寸土地都属公家，私人根本就无权拥有土地。我们手里的土地证其实只是一纸空文，你拥有的土地并不属于你，土地证只不过是开发商使用土地的一个凭证，即他们从政府手里千方百计弄来的土地已经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他们已经使用完毕这块土地。这个土地证只不过是政府和开发商之间进行土地交易完成的一个评剧，如果开发商没有还清向政府购买土地的钱，这个土地证是拿不到的。当然大多数开发商的钞票是从银行里贷款来的，不过他们用不着自己掏腰包还账，老百姓勒紧裤带省吃俭用东凑西借掏出的购房款直接冲抵了开发商欠银行的贷款。有了土地证，房屋就可以上市进行交易，看起来好像这所房屋已经完全属于你了。其实不然，政府和开发商签订协议的时候，一般都具体说明土地的使用实现，大约为七十年。如果你真想买一所房屋作固定财产，将这笔财产在你身后传给你的老婆和孩子，那么你可能要受到很大的伤害。因为七十年之后，这所房屋的土地所有权政府完全有可能名正言顺的收回另作他用，你将重新一无所有。你想想看，一所房屋没有土地的支持，那步变成了真正的空中楼阁，你难道能将房屋装上四肢车轮，在停车场里缴纳停车费后过日子嘛？你别不乐意，我国宪法明白无误的告诉你，一切土地归国家。聪明的人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不停的买进卖出，将房产向股票一样进行投机，这也是房地产恶性膨胀的原因之一。

　　由此又回到了前面的问题，土地到底是谁的？按照全民所有制的概念，土地属于国家，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那么土地自然也应该属于人民。可是现在的情况确是，我们自己的土地，被代表我们的政府拿来和开发商作交易，他们的交易完全是黑箱操作，我们从来看不懂我们在交易里应该享有的权利以及我们那一股利益的归属。我们看到的只是政府和开发商在中间大大的捞了一把，作为主人的我们瘪瘪的钱包被掏空不算还要到银行借一大笔钞票方能购买我们的住房。现在的房价就像孙悟空翻跟头，打着滚涨到了南天门，十年来我们南京的房价从每平方两千元左右迅速涨到了现在的每平方八千元左右。大家都知道，房价的飞速提高除了建材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由于对地皮的炒作所导致的土地价格抬高，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从这么高的土地价格里绝对获益匪浅。然而可悲的是我们的政府却没有从这笔巨大的利润里拿出一点点来补偿我们的购房支出，我们本来就瘪瘪的钱包被掏得空空如也。非但如此，银行的购房贷款利率也随着房价的提升芝麻开花节节高，破屋又遭连阴雨，老百姓活得越来越难上加难。政府从土地的买卖中获得了极高的收益，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当然明白政府大有大的难处，需要政府开支的地方太多太多，城市建设农民补贴社会保障等等等等都与我们息息相关。可是我们面临的购房窘状确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我们只希望活得稍微轻松一点点，每平方七八千元的房价我们实在无力承受，我们不愿意自己当了房奴子孙也和我们同样当房奴。同时我们的政府好像不应该将老百姓买来避风遮雨的房屋也列入那个大而化之的ＧＴＰ，让百姓有房住本来就是政府的承诺，安居乐业市政府对人民最起码的责任。

　　除此之外，还有更加令人不堪忍受的，我们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必须承担比大山还沉重的房税。名目繁多的房税让我们眼花缭乱，十根手指头数不过来，再加上十根脚趾头，总共将近二十种税。而在这些税收里，重复收税更是屡见不鲜，比如开发商要缴纳营业税，而我们买房者又要缴纳契税，真难为政府左右开弓双管齐下，滚滚财源唾手可得。除了收税，各级政府还征收名目繁多的费用，由于收费属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毋须上缴国库，所以地方政府对收费贪得无厌，据说有的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各种购房收费竟达二百种之多。真是出家人不爱财，多多益善。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政府征收的税和费竟然高达全部购房款中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你跳几跳，原来我们的钱包被那么多的手在掏呀！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希望政府多多少少从购房款中占百分之三十的税费中减免一点而已。为了让一些赤贫的人群有房住，政府曾经开发了一些经济适用住房，虽然粥少僧多，可多少也给了老百姓些许安慰。不过我们也从中发现，政府开发的经济住房为什么能够比商品房便宜得多，这其中自然可以找到解决我们沉重住房负担的一条出路。政府开发经济适用住房绝对不能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土地的拍卖建材的价格一律要和开发商一视同仁公平竞争，不能走后门讨便宜。那么经济驻防低于商品房的价格从何而来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将多而砸的税费大大的减免。大家叫着嚷着要让房价降低，看看多么简单，只需减少税费，我们就买得起住房了。其实政府也不必忍痛割爱，对那些高档写字楼和豪华住宅，尽可以大大的征收高额税款，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二百，有钱人绝对掏得起，政府又何必对大款心慈手软呢！可叹我们的政府非但不将属于我们的土地所获得利润返还给我们，反而雪上加霜滥用税费，从我们的瘦骨里压榨出一点油水，谁能想得通呢！

　　我们知道，胡主席和温总理绝对是爱民亲民的，他们时时刻刻都想解决劳苦大众的住房问题。然而我们同时发现，中央似乎鞭长莫及，地方政府对土地权的滥用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开发商只要相中了哪一块土地，并且能满足某些领导的胃口，这一块地就理所当然的被划归其所有。至于这块地的开发对持续发展有无好处，对自然环境有无污染，老百姓的拆迁和安置有无保障等等则根本不在话下。而且我们从中发现一个罕见的现象，即越往下权力越大，你看看那些村镇绿豆芝麻官，他们常常在酒席宴上，在谈笑风生里，在一把花生米一杯土烧酒和区区几千元人民币的作用下，毫不含糊的大手一挥将百亩良田送给了开发商。在他们的眼里，什么法律，什么政策，什么老百姓的利益，统统都是臭狗屎，他们就是具有无限权力的土皇帝，在他们那一亩三分地上他们绝对说了算。由此可以看出，房地产的管理中弊端百出，腐败在这一块土地上枝叶茂盛，并且有失去控制的危险。随着房地产业的大发展，有多少良田转眼间变成政界商界名流聚会玩耍的高尔夫球厂，有多少文物遗迹变成了有钱人的别墅花园，有多少家庭被迫背井离乡，又有多少不愿拆迁的人被逼得走上了绝路。权力在房地产的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我们发现一个深刻的道理，其实权力只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就看掌握在谁的手里，就看为谁服务。国家有国家的权利，百姓也有百姓的权利，每当国家的权利和老百姓的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悲哀的发现，老百姓手里的权力立刻变成了镜花水月，变成了看得见吃不着的精神充饥的画饼。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民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东西和国家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所以要想进行真正的市场改革，就必须将从前的大公无私变为目前急需的公私分明，急老百姓的财产到底是什么，国家的财产到底是什么，公家和私人之间绝对应该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老百姓的确眼光短浅，可是老百姓切身的利益难道不是政府为之努力奋斗的最伟大目标吗？谈到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了日本东京羽田国际机场的故事，东京是世界大都市，来往于这里的人流不计其数，东京国际机场堪称来自世界各地无数游客闭经的重要枢纽。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机场大工程，在建设时居然被几户不愿拆迁的百姓逼得走投无路。无论怎样软硬兼施，老百姓就是寸步不让，最终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机场不得不退避三舍，不得不忍气吞声地向老百姓让步。现在的东京国际机场比当初设计的少了整整一条跑道，其实这并非一条跑道的得失，而是百姓在国家地位的重要标志，以人为本不正是让百姓争取并达到自己的正当要求吗？

　　随着改革的持续发展，老百姓手里的东西多了起来，有了财产就想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天经地义的。然而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向手表自行车电视机甚至摩托车和小汽车等等属于私人财产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房产的属性就难以下确切的定义，产权证和土地证实际上是两个分开的东西，一个是私人的，而另一个则是公家借给你使用的，七十年之后你必须物归原主。你看看，问题又来了，房子和土地难道当真能一分为二马？我想之所以那个老百姓千呼万唤的物权法迟迟出不了台，土地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也是原因之一。一旦触及了最高宪法，我国的社会属性也要随之改变，那就变成大是大非的问题了。现在有很多专家学者对土地的所有权提出了折衷的解决方法，比如地权法，就是将土地平均划分，城市户口所有人每人平均分配，按照一人五平方，则可达到确保人人有房住的目的了。这样的设想未免太理想画了，要是当真能够如此照办，我们的共产主义早就实现了。在计划经济时代里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平均分配的结果是生产力的下降导致了中国的一穷二白。假若按照孔夫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治国方针，那我们就必须滚回到战国时代去，就必定永远被别人欺负。

　　不久前我国参加ＷＴＯ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劝告我们，不要急于买房，还是租房为妙。是有凑巧，建设部一位官员也说要取消经济适用住房，要大力开发廉租房，说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房地产市场正常化，才能保证穷人有房住。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善良的好人，都是为了我们好，对此我们当然表示衷心的感谢。然而这种说法当真就解决了我们的住房困难吗，当真就是一条房地产市场正常化的康庄大道马？如果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租房户，如果他们也心安理得的看着别人有自己的住房，而毫不动心，那我们也无话可说。事实是他们一定有自己的住房，而且住得相当宽松舒适，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他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痛，饱汉不知饿汉饥。大家想想看，我们难道一辈子就永远要租别人的房子住，永远要忍受房东高高在上的刻薄挖苦和高昂的房租盘剥吗？再说我们的子孙难道在我们死后也要像接力赛跑一样接过我们的租房，永远生活在别人的屋顶下吗？

　　从他们的话语中，我们不难做出一个穷苦无房者的解读，这样的解毒当然是穷人的专利，有钱人绝对无法盗版。第一个解读是先前的经济适用住房充分暴露出政府部门的贪婪敛财，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适用住房，我们还真不了解政府竟然为我们的购房设置了那么多的税费，他们上下其手，既上领了国家的财政又下掏了我们的腰包。第二个解读就是土地私有化完全是不可能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土地依然属国家所有，七十年的使用权仍然有效。换言之，买房人好像都是大笨蛋，你买的指示使用权，七十年之后，政府如果有了别的用途，你买了也是白买。第三个解读，根据他们暧昧的暗示，我们倍感心有余悸，似乎房地产的价格还有继续上升的可能。不由得我们不回头看看某些人的说法：目前的房地产价格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这样的说法不能不让我们更加胆战心惊。

　　虽然土地私有化目前仍然不可能实行，可是我还是要说，只有土地私有化才是房地产市场正常化的唯一出路。只有保证了私人的财产不受侵犯，老百姓才可能真心实意的支持拥护改革开放。为了自己的私有财产，老百姓绝对要求一个公平合理公正透明的社会环境，那样的环境不正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嘛！一位朋友从澳洲回来，和我谈起了他的买房经历，他辛辛苦苦奋力拼搏好几年，终于攒了一笔钱，四处寻找选定了一处合适的房产。那所房子很旧，可是院子却非常大，朋友说他看中的就是这个大院子。所有的手续